影像发声疗法：全媒体时代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的新路径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浸入和交融，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借助多学科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基于对“自上而下”和“精英主义”社会工作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影像发声疗法以其独特的视觉艺术优势、赋权增能的过程和对服务对象主体的强调而逐渐成为社会工作服务探索的新方法、各方开展新模式和追求社会积极行动的新取向。基于影像发声技术与社会工作在专业本质、历史发展和价值理念以及实务运用等方面的相关性和互补性，社会工作中的影像发声疗法既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特征而采取个体发声模式、群体发声模式和社区发声模式，也可以根据介入形式而采取主题摄影模式、生活纪实模式和艺术影视模式，但其基本的服务程序可以包括主题定制、招募培训、知情同意、技巧训练、影像拍摄、焦点讨论和集合发声等七个步骤，并通过聚焦、叙事引导和蒙太奇等核心技术，最终实现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向赋权增能和服务对象为本迈进。

　　[关 键 词]影像发声疗法 全媒体时代 社会工作 赋权实践

　　《影像视觉》杂志是高至传媒集团与英国FuturePublishing出版集团进行版权合作推出的著名数码杂志《DigitalCamera》中文版。

　　一、研究的缘起与主题

　　随着现代多媒体、人工智能以及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表达的方式也越来越直观和便利。从最初的光学释义，影像逐渐延展到被称之为“新媒体艺术”的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网络、数字技术等，并成为现代人记录时代和表达情感的语言，呈现了民众的多元生活和多维思想，更激发了民众社会表达的意愿和行动。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社会科学家们也越来越强调可视化影像在社会研究以及人类服务中的价值和运用。

　　在不断的批判性反思中，影像发声疗法通过参与者运用手中的相机拍摄、记录和呈现特定主题的生活经验，并在讨论和分享中书写和发展出不同主体的独特经历、生命故事和文化知识，以此推动关于个人、群体、社区乃至社会性议题的讨论，使社会工作服务的受助者成为促进改变的参与者、倡导者和影响人。影像发声疗法因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强调的权力共享、批判性反思、反压迫、合作、赋权等理念与技巧同社会工作理论背景和价值内涵高度契合，正逐渐成为以增能赋权导向社会工作介入与研究的新趋势。因此，从理论和实务层面解释和探索出影像发声疗法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价值与具体操作，不仅是实现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从问题导向到赋权意识、从精英视角到参与者视角转变的重要契机，也是当代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的新路径。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回应以下几个主题：一是影像发声疗法的历史溯源、价值探析和运用领域如何?二是社会工作服务中影像发声疗法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有哪些?三是社会工作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影像发声的一般程序、核心技术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二、 影像发声疗法的溯源与运用

　　(一) 影像发声疗法的溯源

　　作为社会摄影的先驱，海因(Lewis Hine)曾与社区发展的开创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展开过密切合作，通过提供视觉证据来支持其行动主义，并主张摄影的价值在于将隐藏的社会问题予以揭露，让公众得以直面现实和真相。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关于摄影的专著中也以一种极其独特的方式探索了摄影中的政治实践，并将摄影描述成一种表达喜悦、悲伤和痛苦情绪的艺术形式，其间充满着政治和现实意义。Freire在其与文盲农民的合作行动研究中认识到影响人们对现实解释有三种意识水平，并运用显式的过程将个体的批判意识进行提升。在进入新社区的过程中，他注重倾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联系，并将这些充满情感的主题翻译成图画形式，用以激发集体的内省和讨论。

　　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逐渐将捕捉影像的活动转向参与者，以“内部人”的角度拍摄照片，这些照片也被整合到研究成果中在各种传播场所中得以展示，研究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和目的使用摄影，包括照片激发(photo elicitation)、汽车摄影(auto driving)、参与者摄影(participant photography)、参与者摄影研究(participatory photographic research)、解释学摄影(hermeneutic photography)和影像发声(Photovoice)。其中，影像发声将摄影和小组工作相结合，为人们提供记录和反思日常生活的机会，将教育的权利动态地从一种知识转移的简单方法转变为一种通过集体内省创造知识的平等方法。

　　(二) 影像发声疗法的研究运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像发声疗法在教育、公共卫生、社区发展、护理、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中受到广泛关注，并广泛运用到青少年、老年人、智力障礙人士、精神疾病群体、城市居民、LGBT人群等相关群体的研究和服务中。Mary和Jennifer发现通过影像发声活动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和成年参与者的关系和技能建设，有助于提高和展示社区的集体效能、增进相互信任和社会联系、减少社区内的犯罪和暴力行为。Tracy等人则发现使用影像发声不仅可以有效获取青少年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看法，激励青少年成为预防药物滥用的倡导者和领头人，创造性地提供资料并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还可以推动公共卫生相关社会政策的实施。Robert的研究也发现，透过摄影活动提供机会让青少年了解文化、行为、社区规范和社会结构等议题，可以促进青少年发展对自我和社区的了解，并促进其自我认同和社会沟通，实现青年的社会赋权和社会倡导。Christina和John则发现，精神健康领域中的影像发声不仅有利于促进患者的观点表达、医疗干预、康复进程、动机激发，更有利于促进患者的小组参与、意义建构、情绪疏导以及去污名化。

　　Elizabeth等的研究则揭示了影像发声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发现参与者从被动适应到批判意识建立经历了情感投入、认知觉醒和行动意图三个阶段，并认为每个人扮演的多重社会角色嵌入在各种文化规范重叠圈之中;这些文化规范圈影响着人们的解释与行为，而影像发声所带来的批判意识提升会促进人们行为反应的变化，进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Emily等在肯尼亚马萨雷开展的“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的影像发声项目，肯定了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影像发声疗法作为一种基于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的价值，包括阐明参与者对社区的看法、揭示个人和社区的优势及赋予参与者社区层面的权利。Jennifer等则将影像发声看作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工具，对影像发声的理论基础、目标和社会工作使用背景和价值观进行了回顾，从赋权理论、小组工作等视角讨论了影像发声与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并强调影像发声作为社会工作开展经验分享、政策倡导以及社会赋权的技术。

　　在我国，关于影像发声疗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朱眉华等探索了影像发声疗法介入社会工作的基本程序，并拓展了小组讨论、社区论坛等社会工作实务元素。赵万林基于罕见病患者生命故事的研究，主张将“影像实践”嵌入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以影像帮助服务对象回观生命历程，帮助社会工作者反思专业实践，帮助展示解决困难的办法，并促进社会工作教育和督导。武玉宝等将社会工作督导中的影像实践归纳为选题构思、采制与宣传、制作与传承三个阶段，并发现影像实践有利于服务对象自身、教育部门、实践者以及社会大众等的态度转变和行为促进。总体来看，我国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影像发声疗法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探讨和实证干预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三、 社会工作服务中影像发声疗法的时代价值

　　首先，影像发声疗法可以作为转型社会工作的直接服务方法，发挥其为个体增权和促进意识觉醒的功能。一方面，拍摄影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干预和服务的过程。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将权力交回服务对象的手中，肯定其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相信其作为自己生活的专家。这其中贯穿始终的“参与式”工作理念，可以有效帮助残障人士、服刑人员、行为偏差人士、自闭症患者等各类社会边缘人群减少孤独感，消除标签化与污名化，降低耻辱感。另一方面，影像发声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权力与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服务对象学习关于摄影、故事叙述、象征性表达的知识与技巧以及参与到服务沟通、故事分享和批判性讨论的过程，有利于其解构主流叙事带来的自我规训并重构主体性的生活故事，获得自我掌控和社会参与感。

　　其次，影像发声疗法以其对群体性经验的强调成为社会工作与群体、社区和社会新途径和新模式。一方面，影像发声不仅有利于促进服务对象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唤起组员利用影像记录和探索社区问题的意识和动力，更可以以其特有的演示、展览和分享等方式来闭幕，形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对话，促进社会政策议程与政策变迁。另一方面，影像发声对服务对象自身经验的肯定与重视，启发社会工作者进行反思和学习，坚持“服务对象才是自身问题的专家”的理念，注重集体智慧和优势的发挥，帮助群体、社区最终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增能的目标。

　　最后，“自下而上”的影像发声成为社会工作者追求社会正义目标的有力工具。正如Kagan所言，“自下而上”的參与是一种最能促进幸福感和改变人们生活的行动形式。作为个人幸福感的组成部分，社会参与可以提高社群之间的凝聚力、融合感，并增强个体对社会的价值感和福祉度，而公民参与是改善特定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条件并提高其成员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而影像发声疗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高人们对自我效能和自我实现的认识，并鼓励其行动反思实践，以期待、倡导并激发建设性的集体行动。在鼓励人们合作定义问题、收集信息、分析结果和共享经验的过程中，“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贯穿始终。

　　四、 社会工作服务中影像发声疗法的模式创新

　　(一) 社会工作服务中影像发声的理论基础

　　首先，弗雷尔作为批判意识教育的先驱，相信通过对话和教育创造变革是可能的。他相信只有通过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和集体教育才能提升其批判意识，并由此实现其意识觉醒与解放使命。在运用影像发声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批判意识教育提醒社会工作者停止使用专业精英主义视角，以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去关注服务对象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力量，通过理解、教育与行动来促进服务对象的联结，促进服务对象聚焦于共同议题，通过自我和集体反思来有意识的寻求个人或集体行动，最终达到第三层次的批判意识。通过社会议题的记录、传播、分享与讨论，纪实摄影作为有效的教育工具，不仅完成了服务对象诉求的表达，更在影像传播中实现了交流与互动，更促进了服务对象的社会行动与权利实现。

　　其次，作为一种社会分析视角，女权主义并非简单追求权力的性别逆转，而是关注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挑战规范的刻板印象。女性主义承认并尊重所有个体的主观经验，从而使权力更加平均地分配。通过影像发声，社会工作不仅将权力赋予那些不被倾听或不参与决策的女性手中，更强调发声以后的社会行动与社会重构，并在社会批判与集体过程中实现社会变革，以强调人类的多样性、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

　　再次，赋权理论不仅具有革新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意涵，更重视服务对象的个体增能与社会赋权。Thomas将赋权定义为：个体、群体或社区凭借行动力量能够开始掌控环境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自身的目标。区别于个体自我意识和能力的增能，赋权理论更关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强调改变不合理的权力关系以实现服务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赋权的有效形式，影像发声疗法一直强调群体性的批判反思和生活经验，强调服务对象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影响。通过影像发声技术，服务对象学会在对彼此作品的分享交流、解构重构以及行动反思中将集体议题放到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权力框架中进行考量，并从社会层面寻找问题解决之道。

　　最后，建基于“实践”和“参与”原则的影像发声疗法，以“影像”为“发声”的工具和媒介，以“发声”为“影像”的宗旨和目标，不断增强个体能力，鼓励群体互助，展示社区优势，最终促进社会重建、社会变迁和社会正义。因此，影像发声不仅可以应用于社会工作的需求与成效评估、政策制定与修正、社会行动与倡导、社会研究与督导，更可以通过“民间影像”“独立影像”和“纪实摄影”等方式拓展社会工作服务的领域、空间与范式，从而实现影像社会工作的实务拓展与体系建构。

　　(二) 面向服务对象的影像发声模式

　　首先，个体发声模式是指社会工作者面对特定情境下的个人问题和需要，以个体或家庭为服务对象，通过影像发声中的兴趣点识别、摄影技能培训、影像拍摄、叙述分享和影像展示来促进个体认知、表达、分享、创造和展示的过程，以此增进对服务对象经历与价值观的了解，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信心，发挥其个体潜能并促进其社会行动。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主要担任观察者、引导者、促进者的角色：一是要在服务过程中透过主题、镜头和故事来敏锐觉察服务对象的问题及需求，识别造成其现实困境的个人和环境特征;二是引导服务对象积极参与摄影和叙述过程，鼓励其对个人经历、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反思;三是不断挖掘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能力，促进其自我意识的提升和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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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影像发声疗法：全媒体时代社会工作赋权实践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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