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摘要]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战略任务，只有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才能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根本上夯实长治久安根基。因而，新疆文化领域正本清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于针对错误观点、模糊认识、分歧意见，发出权威声音，划清红线底线，彻底消除错误思潮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为统一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文化问题的认识提供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重要思想。

　　[关键词]新疆;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闫炜炜，女，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传播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学、传播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对新疆工作要“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要求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根本工作，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一环扣一环地解决好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新疆重大问题研究，加强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教育，在挖错误思潮的根子上下功夫。必须坚持政治导向、坚持中华视野、坚持正本清源、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根筑魂，应从中华文化同新疆各族文化相互联系的魂上，深刻认识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新疆文化领域正本清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在于针对错误观点、模糊认识、分歧意见，发出权威声音，划清红线底线，彻底消除错误思潮影响，为打赢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要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用正确的文化观来塑造文化认同，形成思想共识。文化认同是构成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它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要素，如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信仰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核心是对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它既标识民族特性，又塑造认同心理的特殊功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意义深远。因而，只有有了文化上的认同，才会有情感上的认同，进而达到国家认同、道路认同等政治上的认同，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社会才能稳定和长治久安。

　　一、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

　　(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首先，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状态。中国因腹地开阔，领土广袤，地形、气候复杂，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处在不同空间地域的人们生活的自然条件互有差异，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漫长的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人们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形成不同的谋生方式和组织形式，从而造成不同区域的人们生产、生活、思维、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差异，最终孕育出风貌各异的文化。如唐魏征撰《隋书》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硕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明确的阐释：“首先就风土来看，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富有自然资源。北方则相反，气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南方的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想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反之，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功利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

　　其次，中华文化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早期统一国家，到西周鼎盛时期人口已达130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文明国家。殷周文明覆盖的地域已扩及黄河长江中下游;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经大体形成;秦汉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思想理念逐渐形成，诸夏文化融合为汉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文化，继续同周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唐宋元明清时期，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辉映，终于奠定中国辽阔领土，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从横向的空间轴来看，历史上，在中原和周边多种经济文化之间，不断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方式，进行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融合。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渗透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例如我们从文学的民族学角度来看，唐朝元稹的《莺莺传》发展到后来的元杂剧《西厢记》，就是质地互异的文化间撞击融合的结果。《莺莺传》中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还归怨为“妖孽”之说，这种写法在唐朝得到了认可。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的知识分子最看重二事，一为婚，二为仕。结婚要找大家族，崔莺莺不是大家族出身，所以抛弃了她，这在当时是得到了知识界的默许的。到了宋朝，秦观、赵德麟等人写过歌舞词曲，同情莺莺，但是张、崔的最终结局都是含恨分手，因為在宋朝以礼抑情的文化语境下，结局不可能有变化。女真族入驻中原后，社会伦理价值观，民风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大金国志》和《辽史拾遗》记载，女真族有两种很特殊的风俗，一种是试婚制度，还有一种就是上元节(元宵)的“纵偷”习俗，此日，偷人钱财，偷人妻妾，偷情人，不治罪，这是抢婚制度的遗留。女真族这么一种两性风俗和伦理制度，就给崔、张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伦理空间。因此，金章宗时代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赋予崔、张爱情合理性并推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后来元代的《莺莺传》异曲同工，少数民族的伦理制度对它起了非常深刻的内在作用。

　　(二)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交融

　　新疆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从历史交融的脉络上看，据先秦古籍《穆天子传》《山海经》《管子》《竹书纪年》中的一些远古传说记载，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自古就开始交流融合。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者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蔡文姬离开匈奴时所谱成的《胡笳十八拍》，这一乐曲片断至今还流传在民间，使其成为历史上最早研究和传播西域音乐的人之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佛经翻译和寺院建筑、雕塑、绘画及音乐等与中原文化交流繁荣局面出现。出自今新疆库车的龟兹乐享誉中原，成为唐以后燕乐的基础。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包容开放深度融合，推动中华文化呈现灿烂景象。唐朝先后三位公主(宁国、咸安、太和)嫁与回纥可汗，汉族军民的大量进疆产生了以此为主体的西陲边塞诗文的发展，如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胡歌、汉语形成了两地的文化交流，是当时新疆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回纥西迁后，维吾尔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和新疆地区文化影响。大批回鹘人成为佛教徒，他们用回鹘文翻译的佛教经典，创作的佛教作品，开凿的佛教石窟，绘制的佛教壁畫，都融合了中原、回鹘、吐蕃及当地居民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高昌回鹘有佛寺50多处，佛寺内藏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汉文书籍。宋辽时期，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作者的道德伦理思想渊源于回鹘古老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有关思想。辽朝灭亡后，契丹人一部向西征服喀喇汗王朝，建立的西辽政权依从中原典章制度，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元代大批畏兀儿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艺术家、史学家、翻译家等。如文学家贯云石将乐府、散套和高初云汉的歌唱传给浙江川的杨氏，形成了后来的“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明清时期，叶尔羌汗国的阿曼尼莎汗整理的《十二木卡姆》，蒙古族卫拉特部英雄史诗《江格尔》逐渐形成。由于阿古柏入侵并推行严酷的伊斯兰教法，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等，使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遭受严重打击。1884年新疆建省后，在各地兴办教育、开设学堂，重建和恢复社会文化设施，各民族文化从国家统一中获得新的力量，重新汇聚到中华文化潮流中。

　　在我国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征。

　　近现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地区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各民族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形成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据不完全统计，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战前线捐献了数十万件寒衣，154架“新疆号”战斗机，累计捐款约5000万元国币。新疆第一舞人、“天山之花”——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用自己擅长的艺术表演参加一次次抗日募捐演出，以自己的名义捐献了一架飞机——康巴尔汗号。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国家先后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和乌孜别克等民族大量民间文学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自强繁荣发展时期。

　　历史证明，新疆各民族文化从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感情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要生存、繁荣和发展，决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由此可见：宣扬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没有关系，是一种独立文化的观点是荒谬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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