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刊发民间底层的男人本相形象分析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时期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深化、“文学是人学”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的不断张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状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余华所创作的“文学就是人学”，写的就是“人”及其内心。《许三观卖血记》写出了生活底层和深处的厚实性，是许三观整个生命乐章每一角每一瞬间的真实情感体验。

　　关键词：余华,男性形象,坚韧,不屈,乐观,底层民间

　　普通小人物许三观能用这种惊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带领全家人在血雨腥风中坚强挺过来，勇敢地活下去，着实令人惊叹与感动。他有一段平凡的人生和一连串自然演进的卖血历程，卑微的生存要求和朴素的生命趣味传达了一种个体生命的真实生存状态：八毛三分、一碗面条、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大段略带傻气的对话……这些最朴实的生活元素缓缓地融进了心灵的深处，它们经过心灵的陶冶而显得珍贵而有韵味。他“画饼充饥”式的想象鲜活地表达了家庭苦难一份平实的温馨，平静中透着一丝苍凉与无奈的心酸，从而体现民间底层人物的坚韧与乐观，叩击着心灵深处最质朴的满足，彰显了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一、生活意志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这个人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市民。他顽强、善良、坚韧、富有生命力。面对苦难他有着极强的承担能力和从容应对的态度。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人生内涵和不同的文本意义。血是“生命之源”，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自我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每次卖血过程的酸楚都是大同小异的：拼命喝水，讨好血头，到胜利饭店补充微薄的“草料”。这几个卖血的符号，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个虽残酷、痛苦却凄美、高尚的爱的音符。他的卖血历程交织着对生命认可的主动与对命运承担的被动。从居安思危的主动到身不由己的被动，一次次相似而又绝不相同的音符串起了许三观的人生步调，串起了他平凡而真实的日常人生。

　　文学论文推荐：《福建文学》是福建省最主要的文学月刊，由福建省文联主办，创刊于1951年。其前身为《园地》、《热风》和《福建文艺》，1980年改为《福建文学》。现任社长曾章团，执行主编郭志杰，副主编刘志峰，编辑部主任贾秀莉，主编助理石华鹏，发稿编辑陈健、林芝、杨静南、林东涵，美术编辑杨畋畋，责任总校潘越。

　　《福建文学》主办单位：福建省文联，创刊时间：1951年，出版周期：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06/I，国内发行：福州市邮政局，邮发代号：34—13，国际标准刊号：ISSN 0257-0297

　　这也许是小民的“生存哲理”，惟其弱小，所以坚韧，在人类永恒的苦难面前，生生不息地辐射着温和的生命能量。许三观们以小民的坚韧去对抗苦难，“卖血”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存哲学”。在许三观一生十一次卖血经历中，除去第一次(为了证明自己健康)和第三次(为了一己之私)，其余都是在走投无路中的应付苦难之举。许三观为了最卑微的生存多次卖血，许三观与林大胖子、何小勇和许玉兰并无多少爱情成分的情事，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大饥荒年代许三观为家人用嘴炒菜，大运动时期许三观家庭内部的自我批斗……余华始终以不动声色的平静口吻叙述着许三观及其周围人的点点滴滴、是是非非、喜怒哀乐，叙述的内容完全依照民间的日常生活逻辑，民间的朴素与暧昧、混沌与生机、温情与麻木都得以逼真的呈现。

　　许三观庸庸碌碌，以温饱平安为最高追求的凡人形象像一个寓言符号，折射着当今社会大部分的生存状态。他以“血”为依托来解决各种生存威胁的行为，以及他对苦难温情脉脉的承受态度，都寓示着人性中的顽强与乐观。许三观这些平凡的行为，正是提升人类生命向力的主要因素，它们一一从许三观的言行中汩汩流出，我们无法不对这位平凡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加缪曾说：“面对着这个宣判着死亡的世界……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寻找一种道德和某种神圣的东西。它虽然是盲目，却是一种苦行。”[1]正是由于像许三观所表现出的无私、仁义等的行为，人类才有望在生存之重的过度挤压下，活出人所应有的生存境界。余华在此向我们展示了民间世界的含蓄、深刻、宽广和丰富。

　　最令人感动的是文本第19章中那顿“精神会餐”。此处，将60年代人民的饥饿之苦表露得淋漓尽致，让人在咽口水的同时也在下咽苦涩心酸的泪水，这种对于苦难的表达是绝妙新奇的，于单调中蕴深刻，于朴素中见犀利。苦难是真实的，残酷的，但是在人类这种有关顽强意志的生命面前却也是一座可以攀登越过的大山。在许三观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有一种乐观的精神，一连三次的“红烧肉”苦中参甜，也折射出主人公顽强乐观的性格。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精神胜利法被捆绑到苦难之中，成为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体现和赎救自身的内在力量。鲁迅塑造的阿Q意在暴露国民的劣根性，而余华塑造的许三观更多是对人物予以了极大的温情，表现苦难之中的一种人生姿态，即以乐观坚忍的精神状态与实际努力去克服苦难。面对苦难，退缩到内心寻求精神慰藉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但这种心理现象，需要许三观很大的勇气与努力才能付以现实。所以，这无非也是许三观在苦难环境里坚强面对现实的另一种解释。 “卖血”是人类面对不幸和灾难的象征，通过“卖血”许三观缓解了苦难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卖血”成为面对苦难的一种抗争方式。许三观以艰苦的哲思作为后盾，表达了对生活的热情赞美，贯穿着对现实存在的固执与眷恋。“坚强”在许三观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生存的支柱，是自救的手段，从而彰显“小民生存哲理”的坚韧生活原则。远大的理想固然高尚，但身处于苦难生活中，着眼于现实，以知足的态度去生存，这样的选择其实也不乏时代强音。

　　二、爱与伦理

　　《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将1948至1988年的大历史悬置，关注的是许三观的个人小历史，以一种“小民视角”去关注社会人生。许三观的“卖血”，正是这一时代国家的动荡和个人的坎坷相互映照，大历史与小历史都浸润着苦难的色彩。许三观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不自怜自叹、自怨自艾，他接受了民间世界赋予他的丰厚馈赠：忍耐、善良和乐观主义，用宽厚、坚毅等品性来回答生命苦旅中无助的境遇，柔韧而顽强地抵抗这苦难的侵压。

　　一乐是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许三观抚育他，呵护他，视同己出，在情与理的煎熬中不计回报地疼爱着他;为了偿还儿子打架的医药费，为了招待“全家人在喝了五十七天玉米粥”后吃上一顿好的饭菜，他卖血;文革时期，为了让一乐、二乐及早回城，许三观两次卖血用于和队长搞好关系。这些传达着小人物在社会底层所经历的人生坎坷，表现他们的爱憎、恶善、刚柔的多种矛盾的性格和生命力的韧性。甚至许玉兰曾背叛过丈夫，但当她被当作“破鞋”而揪出来批斗示众时，是许三观给了她无尽的温暖并尽量弥缝母子间的隔阂。情敌何小勇寡情薄义，但当他病危时，许三观力劝一乐去替他叫魂，并教导一乐：“以前的事别记在心里……救命要紧。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做人要有良心。”[2]1这恳切的话语深刻折射出许三观的正直与宽容。一个社会底层的男人要承担的比他能承担的重得多的责任，这其中还包括为了一个让他做了十年“乌龟”的儿子和让他戴绿帽的老婆，着在无言之中透露出了男性的深沉的爱。

　　但在描写许三观时，作者并没有掩盖他的卑微之举。小说提供了一系列的“事实”：因为何小勇让他做了乌龟，就教唆几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何小勇的女儿;因为自己的妻子和何小勇曾有私情，自己就去勾引林大胖子;让许三观做了乌龟的何小勇被卡车撞伤，许三观高兴了一天。许三观能够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想法，没有丝毫的遮掩。这样的叙写使人物显得有血有肉。在伦理观念上，谁都不是超越者;只是，在伦理与爱的两极，许三观在发泄内心痛苦之后，选择了厚爱回报一切对他的不公平。

　　为何许三观能够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在众人的眼里，社会底层的人在面临苦难时必定会首先想到自身，自私、委琐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应有的表现。余华却通过《许三观卖血记》透出了希望，道出了底层民间也存在博爱。在小说中，血缘家庭和平民社会共同构筑了坚忍赖以存在的坚实而强大的网络。表面上看，许三观的家庭血缘亲情是靠他卖血才得以建构与筑固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家庭亲情构成了爱的坚实根基，也就是爱，促使许三观在苦难面前，以卖血的方式完成了对爱的回答。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许三观的血流淌在亲情中，而亲情中的血亦流淌在许三观的身体内。这种爱，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显现，让人们认识到人性的高贵决不是取决于知识拥有的多少或者心灵的深度构建如何，而是取决于人性本质上的那份博爱，那份来自生命本然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付出是人们赖以抵抗丑恶的凭借，是超然生命本体生与死的智慧和勇气。

　　三、朴素的追求

　　许三观的活着是最普通的生存，他对生命的要求也是最朴实与最真实的，即平等的要求。他毕生追求的平等不是任何乌托邦意义上的，平等也不是在参照他者的生活中建立的。许三观把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已降到较低层次上，是那种最普通不过的小民百姓的生存需求，因而他对平等的追求与行动看起来是可怜而又微不足道的，仅是八毛三分钱、一碗面条、一次通奸等，但正是这种卑微的追求与行动显示了个体生命最朴素的民间平等观。它有苦难，有耻辱，有感伤，甚至有时还有绝望，但是它却苦中有乐，虽辱犹荣，洋溢着底层生活的自在与自足。许三观一生都在追求平等，“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2]2

　　现代人都追求一种平等的权力。当许三观内心关于平等的哲学被他人冠以“乌龟”的称号、他人嘲弄的话语颠覆得支离破碎时，他首先采取了“罢工”，用“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的“享受”、“舒服”来弥补精神上的伤害，最后以偷情来企图摆脱压在心里的屈辱，收获幻想的平等——以自己特有的反抗方式来表达自己无奈的生存境遇，简单的平等欲望在他内心留下了一丝印记。另外，尽管在他的内心深处，一乐最像他的儿子，但在外界的凝视中，他小心翼翼地守护属于自己的平等领域。许三观的平等感觉的获得实际上是建立在自我评价的身份确认与既定的社会评价的矛盾运动中的。当自我评价的身份确认与既定的社会评价取得一致时，许三观就取得了平等的感觉。书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许三观“拍着桌子喊到”，“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话语间流淌着一点儿古人的血气方刚，一点儿现代西方的洒脱通达，许三观模仿社会强势口吻的心态，正体现了现代普通民众自然坦露的内心平等愿望。

　　可是，这个中国民间小人物最低限度的平等要求，在身份同样卑微、位置却相对具有优势的血头面前宣告失落。在余华看来，荒诞的事实包含一个真理：贫穷和不幸有时竟然要靠冷漠和剥削来拯救，只要特权存在，就无平等可言。许三观平等意识注定在现实中缺乏有效性。所以余华指出了许三观追求的最终结果：“遗憾的是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就是长在自己身上的眉毛和毛都不平等。”[2](韩文版自序)余华所批示的民间世界的现实层面生活是艰辛惨痛的，在这严酷的生存世相中，人如何求得延续、发展?如何能葆有尊严、活力?一位印度禅师曾把人生归结为生命、爱与欢笑，许三观们也许不知道有什么曾在、将在，但他们懂得用无言的爱、无声的笑去紧紧拥抱此生。对平等的追求，作者颠覆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底层人物的看法。“英雄们追求的是一番壮烈的大完成，而凡人们遭遇的却是苍凉与伤残所带来的无尽小启示。”[3]轰轰烈烈地活着和惊天地、泣鬼神的死去，只不过是一幅生存理想模式，现实的残酷并不允许过多的幻想。实实在在的人生，真实的人生追求，在苦难时期的民间小人物身上表现为人类最低程度的需要——生存，这种人生在底层民间看来却是一种奢求。这种生存中的追求只不过是要求自己的生活和“邻居的生活”一样。这黑色幽默包含着苦难者的辛酸。许三观接受任何苦难，用自己的言语、笨拙的行动来表达出对生活的渴望。在我看来，《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夹杂着“活着”式的叙事延续，但在此部小说里普通人的求生轨迹却编织出一曲复沓回环的叙述旋律：单纯省净却意蕴深广，平实平静而厚实深邃，苦难境地中的追求倾诉中包含着对生活的热爱、男性的坚韧与不屈，这些丝毫不逊色于英雄气概。“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既然手上的镣铐不可摘除，为什么不带着这个坚硬的镣铐起舞呢?作者通过“拍桌”、“罢工”、“血”这些意象来暗示，在不同境遇中的人们，唯有采取适合自己生存的手段与方式对待生活，现代人才不会在冰冷的世界中迷失自己，才不会让自己的怨恨、焦虑、以及内心遭受伤害后所产生的寒冷吞噬自己，使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失尊严地在这个世界中顽强地活下去。因为他们拥有了自己明确的生存目的和激烈的生活欲望，并付以行动。因此，即使他们是民间社会的人，我也毫无吝啬的给予他们“生活智者”的称号。

　　四、结语

　　余华通过描写许三观形象，在直逼人的求生内核的丰富性中，确立了自我独特的主体意识，把坚强、善良、爱等重新上升到文学的审美本质之中，以独特的话语运作展示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曾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走失。“面对这个审判着死亡的世界，审判着生存之境的死一般的黑暗世界，坚持不懈地提出自己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彻底透明式的要求。这种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寻找一种道德如某种神圣的东西，它虽是盲目，却是一种苦行。”[4]许三观脚踏着坚韧挣扎在生与死的边上，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欢乐。这欢乐是抗拒着死的欢乐，是发自不可抗争的欢乐。它具体表现为卖血高潮时所散发出来的充溢的快感和许三观永不停息的幽默。在这幽默里，痛苦交融快乐，让我们看到了坚韧的力量;而透过这坚韧我们看到许三观不死的肉体与灵魂。什么是拯救?这就是拯救。这拯救即是坚韧，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

　　伟大的作家应该是能为处于困境中的人类提供光明的上帝，像海明威那样，塑造出一种艰难中的“硬汉性格”，像鲁迅那样，绝望中抗争，在没有路的地方试图走出一条路来。余华通过《许三观卖血记》返回人的真实生活，拥抱现实，让我们洞察存在。

　　参考文献：

　　[1]洪刚治.逼视与守望[J].当代作家评论，1996，2 .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

　　[3]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J].读书，2000，5 .

　　[4][法]加缪.反抗的人 [M].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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