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核心论文发表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始终没有搞听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功各民族实现平等权利，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疾称进行辨别。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是新闻传播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多、调查范围之广、识别依据之科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项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前后历时30多年。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 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 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文革”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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