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散文热”的原因因素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新闻传播发布时间:2014-06-17浏览:

  摘要:人间情怀的淋漓挥洒。很多散文的主题是对生命本体本质意义的求索,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探寻。也是当代人个体生命意识自觉和强化的表现。这类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哲学意味的散文,往往是作者生活中有着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因而在孤独、寂寞和困苦中经历了艰难的精神跋涉才抵达心灵彼岸的结晶。

  关键词:散文热,原因解析,时代环境,公民文化素质,消费市场,文体特征

  世纪之交的散文热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的文坛胜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很多。但是最首要的问题是,散文热发生在当今之世,有什么必然性和偶然性?使它“热”起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文学体裁的“热”与“冷”与众多的因素有关,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多的是非文学的因素。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述之。

  一、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散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九十年代的散文之所以兴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大环境。宽松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发展,对散文的兴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形成,它背后毫无例外地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依存于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世纪之交的散文热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实现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进行了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正本清源。其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都给长期思想禁锢中的人们以二次解放之感,获得了思想上的如沐春风之感。既然大家生活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思想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大大加强,大家便产生了倾听和倾诉的欲望,产生了直抒胸臆的激情,自由环境允许大家自由地倾吐;有了感慨,可以自由地抒发;有了不平和意见,可以自由地表达;有了思想的火花,可以自由地点燃。

  我们应该感激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上一个世纪的很多年份,苦难的中华民族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历经战争之后的人们分外珍惜宁静和安详,大家享受着和平,享受着丰衣足食。因此振臂高呼、痛心疾首已经不是我们经常需要的表情。在表达时也不再以呐喊为倾吐的唯一方式或主要方式。只有外部环境的安宁,大家才有时间和心情检点内心世界,挖掘对自身的发现。因此大家选择了散文,用以表达自己自由的内心。可以说,是社会环境孕育了新时期的散文,催生了散文繁荣兴盛。换言之,新时期就是一个散文的时代。

  社会环境对散文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表现:

  1、编写主题多样化。

  思想的解放,人性的高扬,社会的进步,舆论的民主,对探索的鼓励,文化政策的适宜,为编写者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比如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经常唱了主角。

  知识分子价值的重新发现。十年浩劫带给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而一旦暗夜过去,光明来临,知识分子的身心得以彻底解放,这无疑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鼓舞着广大的知识分子唱出一曲曲心灵的慨叹:既有对生活经历的回顾,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古老文明的眷顾,更有对新生活的礼赞……这是一支支生命之歌。作为1999年散文排行榜的首推篇目,季羡林先生所作《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一文,把这一切写得很透彻,他写道:“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失了。泼在身上的污泥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见《散文选刊》2000-1)这既是季老在胡适先生墓前的真挚心声,也可以看成是对散文多产原因的一个注脚。

  忧国忧民意识的高扬。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以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历史、民族、人类命运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写出了许许多多内容厚实、思想深刻、境界高远、气势磅礴的优秀篇章。世纪之交的散文创作,将这样的大胸襟、大关怀推向了极致。他们往往以重大的政治事件、历史伟人、英雄悲剧为题材,写出了一篇篇视野开阔、意境高远、分析透彻、气魄雄浑的大散文力作。典型的代表作有: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在何处》,林贤治的《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夏中义的《渴吴晗书》,邓琼琼、张建伟的《第十二座雕像》,卞毓方的《凝望那道横眉》,李存葆的《沂蒙九章》等等,他们无不以独具的情感,独特的文化视角,透辟的理性分析,将主人翁的精神高度,人格风范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作者对往昔人物的景仰、赞扬、惋惜、浩叹。在对逝者人格精神的追忆中凸现出作者的大情感、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将读者引入历史的深层,共同关注人类的命运,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所肩负的重任—引导读者面对人生,面对历史,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共同思索,共同奋进。这是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襟抱、大气魄。也是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以为参照奋勇向前的典范。

  作者因为现实世界中的缺憾而不懈地追求着完美,又因人生的种种局限,而幻化出对生命远离功利、超越利害的欣赏态度,最终超越了悲剧,获得了自由。这是对人类命运、人性深层意识的另一种关怀和思索。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表现最为突出。而在近几年的散文创作中庞培的《西藏的睡眠》、徐治平的《仰望布达拉》周同宾的(文化的乡野》等篇什中也透出几丝与之相近的气息。

  女性意识的新觉醒。关注女性是关注人类生存、关注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时期散文中有一道惹人注目的美丽风景,那就是当代女性散文和女散文家群的出现。兴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编写,至90年代渐趋成熟。王安忆在散文《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中认为:“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责任,而女人的理想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就在男人依着社会给予的条件全面地发展的时候,女人只有一条心灵的缝隙可供发展,于是女人在这条狭小的道路上,走向了深远的境界。”这种见解有一定合理成份。如果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说,散文是最适合女性的一种文体,当不为过。“相对于男性来说,女人的情感世界更封闭因而也就丰沛。这就像江河截流后修筑的水库,只要给她一个缺口,就会看到她积蓄的能量是多么的强大,和多么地渴望倾泻。”(见何大草《世界的两个春天—我眼中的新生代女性散文》(《当代文坛》1999一5)

  为这种繁荣提供了充分自由和题材的时代,则无疑是鼓励女性搏击风浪的大舞台。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人性高扬的旗帜在女性散文的编写中成为其行文的实质和精髓。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们的精神处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体现在作品中,有对自然、人生、爱与美的讴歌,对生活对艺术的炽热真情,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对人生意义的探询……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散文中表现突出,如斯好的《心的形式》、筱敏的《下雨的时候》、苏叶的《素笺》、叶文玲的《寂寞城池》等。她们无不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或低诉、或浅吟着一支支心曲。陈染和林白在90年代的女性散文编写中较为突出。她们更加偏重于倾诉一己的喜怒哀乐,个人感触。可以说她们的编写是处在极端孤独状态下的编写,是自我封闭、自吟自唱式的编写。如陈染的《重返旧时光》、《独自在家》等,让我们在冷寂、幽怨的氛围中体味到她追求孤独、逃逸现实的无奈。也许她们的艺术生命将在艰难的跋涉中延续,但这别致的一处风景毕竟可以反衬出时代所具有的宽容和豁达。

  2、编写素材多样化。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域外信息以多种方式传人,多种思想观念交汇融合,随之而来的是多层面的思考和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再加上人心的浮躁,欲求的增长,人心的内视,为许多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大量的编写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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