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闻大家穆青的胆与识

　　【提要】穆青是有胆有识的新闻大家。他历经了他那个时代的曲折与磨难，其中，既有战争年代加给他的艰难困苦的重压，又有新中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特定政治经济环境对他的严峻考验。在战争年代，要当一名好记者自然有不易之处;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一名优秀记者，决不会比在战争年代当一名优秀记者来得容易。

　　【关键词】穆青,新闻胆识,敏感话题,主流意识形态

　　一

　　作为新闻大家，穆青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很多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终生秉持的“毋忘人民”的理念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胆识。穆青在新闻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有胆有识的特点。而对于每一个新闻人来说，既有胆又有识至关重要。

　　曾有业内人士撰文指出：“‘有胆有识’，在办报时可不是套话，是要落到实处的。有胆，就是一个破除陈见的题目，你敢不敢做?一篇有棱角的文章，你敢不敢发?有识，就是要识货，有眼力，知道哪个题目的价值大，还要知道做了这个题目之后，稿子能否发得出去，发出去后又是什么效果。”此言大致不差。然而笔者以为，用于检验新闻工作者是否有胆有识的，不仅仅是“破除陈见的题目”“敢不敢做”和“有棱角的文章”“敢不敢发”的问题，还应当包括对敏感的题材是否敢于触及和对采写、刊播以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一般而言，新闻工作者拥有使用媒体发言的一定的话语权(在媒体上刊播作品是发言的一种方式)，享有权利就须担当起与此相对应的责任。穆青生前作为国家通讯社的高层领导和资深记者，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话语支配权，他担当着比一般记者和编辑更大的责任。因此，在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对所报道的题材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上，不能不有更多、更审慎的考虑。因此对兼记者与领导者二任于一身的穆青而言，不仅要有记者所应具有的胆识，而且要有领导者所应具有的胆识，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落实到从事新闻工作的具体个人，是否具有胆识，情况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有的记者，既有胆又有识，因而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有的记者，“胆”有余而“识”不足，则不免显出鲁莽;有的记者，“识”有余而“胆”不足，头脑清醒然而裹足不前;还有的记者，“胆”和“识”都有所欠缺，因而无法摆脱平庸之境。

　　就建国后的政治环境而言，阶级斗争在较长时期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党内斗争数度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都曾经是给当时社会进程带来过严重负面效应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新闻人都身处社会进程中，直接面对众多的负面题材;上述斗争或运动，同时也是新闻报道无法回避的现实背景和实际内容。特定政治环境对穆青的考验，既包括政治运动的频繁和残酷对他灵魂拷问的深度，又包括政治局面的复杂和多变给他把握题材所带来的艰难的程度。

　　在建国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中，有责任、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往往会在坚持真理和良知与违心地顺从大势两者的矛盾中艰难地进行选择。一次次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从而损害了诸多公民的合法权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运行规律。在此情势下，要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并非易事。穆青在与他的同仁合作撰写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前，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观点后来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抓不抓阶级斗争成为区分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但是穆青想，兰考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确实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的东西怎能乱写?穆青终于做出决定：‘兰考没有阶级斗争，我们不写!’”这当然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体现，但又不是仅仅用尊重客观实际就能解释的，惊人的胆识在其中切切实实地发挥了作用。作为典型报道的报道对象，县委书记焦裕禄抓与灾难和贫穷的斗争而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敌人，这是严重有违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并为此所不容;作为典型报道的作者，穆青和他的同仁是随时可能要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代价的。正如该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很多年以后所说：“没有穆青参加，这篇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地位和权势决定了他在这中间要担当很多东西。”?“担当很多东西”，也就包括了承担政治风险，此言可谓意味深长。

　　上文还提到了特定的经济环境。具体是指：先前实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年代出现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极端性的事物，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或者是动用行政的力量支配资源、干预经济，或者是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超越实际能力的经济建设。“大跃进”所创造的神话在今天看来委实可笑，但当时大多数人往往并不置疑。在以浮夸风、瞎指挥为特征的经济建设中，高产捷报频传，新华社对一些离奇之事也进行了报道而未能幸免。当时，作为新华社国内部的主任，穆青先是深信不疑，后来渐生怀疑，最终就此类助长虚火的报道提出质疑并向分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建言：“不能再发了!再发，没人相信了!”可见，在当时情况下，穆青仍然表现出胆识过人之处。在反思大跃进以及1960至1962年一些地方因“遇自然灾害而饿死人”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表现和自己的作为时，“穆青心情极为痛苦、内疚，他意识到新闻界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罪的，甚至从某个角度讲是犯了杀人罪的。他曾痛心疾首地说：‘这是我在1958年干下的一件坏事’”。穆青的自我责备之甚和自我解剖之深，令人钦佩，这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他的胆识。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使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农村改革初起之时，穆青到河南农村深入调查采访，通过以《抢“财神”》为代表的一组“河南农村见闻”，为农村涌动的改革春潮鼓与呼。这是穆青和他的同仁站在时代前列的见证，其胆其识再次得以清晰展示。当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时，穆青等的《风帆起珠江》，坚持用有说服力的事实说话，回答了这些质疑。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官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追求奢靡之风日盛，勤俭节约美德受冷遇，金钱拜物教呈现泛滥之势。在此情况下，穆青在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中发出了如题所示的强音。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穆青的胆识。

　　在拉开了时间距离以后再来看建国后穆青所写的新闻作品，应当说其中大部分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后来也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铁人王进喜》《两张闪光的照片》《历史的审判》《抢“财神”》《中原“金三角”纪行》《风帆起珠江》等，今天看来，依然多熠熠闪光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由此体现出了大家风范，有胆有识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家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穆青去世后不久，曾经有人撰文对他提出批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

　　批评之一，是建国后穆青从事的是“‘零风险’编写”：“建国后穆先生的所有新闻名篇，可以说全部都是‘零风险’编写，如《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历史的审判》《铁人王进喜》《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抢‘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等等，都是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确实是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但既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更没有启蒙思想、兀现精神的编写，可以说，只要是文字功力上乘与新闻业务娴熟的普通记者，能及与可为者人莫多焉。”

　　批评之二，是穆青作为新闻名作的作者，大都不是最先采访和报道者：“穆青的新闻名作，极少有独立完成的。如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三人合写的，并且这三个人还都不是焦裕禄事迹的最先采访、报道者。”

　　批评之三，是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要时刻未见穆青发挥记者应有的作用：“我们这条‘国家之船’在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没有发现穆青的‘瞭望’与领航。如否定‘文革’，如思想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上的包产到户;还有改革开放后胶着状态下的姓‘社’、姓‘资’争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播等，首创者不仅与他本人无关，甚至与他所在与主政的媒体也无关。”

　　这位批评者已经隐含、没有明说的意思是：穆青在新闻工作中或缺“胆”，或缺“识”，或两者皆缺。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穆青及其同仁采写的若干通讯都有着高风险。

　　如前所述，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冒着巨大风险而为的，违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顶着政治上的高压，不写兰考当地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这只是风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真实报道兰考的灾害情况，坚持在作品中讲真话，同样是犯忌和有风险的，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前面就有彭德怀等党内高官因讲真话而被整、丢官的先例，因此认为《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的编写是“‘零风险’编写”，实在是过于武断而且也不合乎事实。

　　穆青等撰写的、发表于1978年3月的人物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触及了当时的一大禁区：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当时的情况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仍要人们正确对待“文革”，还在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而这篇通讯的末尾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穆青事后写道：“尽管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敏感的读者，还是听懂了话中的‘潜台词’的。”这就意味着，穆青和他的同仁在中央做出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前，就已经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其胆识是常人所不及的。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问题一：作“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如果按照党的已有决议进行“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报道”，则非常稳妥，确实可以说是“零‘风险’”的。然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恰恰发表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否定性评价之前。在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招致扼杀成为常有的事的情况下，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得不佩服穆青的惊人胆识。

　　问题二：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乃至错误的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对“文革”所造成的思想和理论混乱尚未来得及进行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对正面题材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由于隐含着正义与邪恶对决的意味，而邪恶势力在当时又相当猖獗，因此报道“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题材反而是充满风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对焦裕禄和吴吉昌的报道就是这样。

　　问题三：“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是否定然“零‘风险’”，是否无需胆识?笔者的回答是：“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当然要求记者历尽艰险、舍生忘死，由此而存在风险是确定无疑的，这时极需记者的胆识。然而，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风险不仅仅存在于这一类采访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环节之中，例如：涉及敏感问题的选题、策划、编写和拍板等等各个环节。而穆青参与采写的若干篇通讯，上述重要环节都对其胆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穆青也总是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次，穆青的作品往往不是由他作为最先采访者和最早作者的身份写成，这并不是他缺乏胆识的证明，而恰好说明经过他和同仁的采访、开掘、编写、深化，对原题材的把握和表现较先行采访和编写者有超越之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先行发布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有限;经过穆青及其同仁的采访编写，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穆青及其同仁所进行的，是一种更有赖于胆识的、更为艰辛的和更能体现创造性的劳动，对此加以否定或不予尊重都是说不过去的。

　　最后，在国家“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见不到穆青作品的踪迹，都见不到新华社的作为，这并不合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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