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对古代作家批评之我见职称文学论文网

　　摘要：作家是以编写为工作者，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因此，一般能被称为“作家”者，其作品大都能够获得正规出版社的出版，并在市场上畅销，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上，是新闻传播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王夫之,古代作家,批评批判

　　按照创作题材来看，作家主要有诗人、网络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杂文家等题材。

　　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

　　一、文化整合，苛求难免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

　　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所以，应把船山对文人的严格批评，放置在历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语境中加以看待。

　　二、船山的严格批评，建立在前人基础上

　　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师承、观点的不同，文人之间评头品足，甚至挑毛病，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好处。

　　以杜甫而论，唐代尚不被足够重视，宋代以来，名气大了起来。但是，也有种种反对的声音。大体上，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有几条线：第一条线(从主题、题材等方面说)：如杨慎反对“诗史”和指斥杜诗中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升庵诗话》)。

　　第二条线(从风格等方面说)：如杨亿“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赵执信《谈龙录;王世祯贬抑杜诗的博奥雄奇。第三条线(从文字、结构说)：如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文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诗《八哀诗》有“累句”之病;王世祯说《八哀诗》“钝滞冗长”(《渔洋诗话》);袁枚认为杜诗《秋兴八首》“不过一时兴到之语，……习气太重，毫无意味”(《随园诗话》)。以上大部分人的时代都在船山之前。

　　但是，这些批评有两个特点：首先，还是只对部分或个别杜诗而言的。如杨慎在总体上还是服膺杜诗的，说“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并认为“诗圣于杜”。其次，其中多数对于杜诗的意见，碍于杜的盛名，因而“不敢议”、“不敢昌言”;或采取在选本中不选杜诗的迂回态度。粗浅而言，由于时代、流派、感受等不同(如王世祯生逢太平盛世，倡“神韵”说，醉心于“淡远冲和”)，对杜诗有意见是必然的，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好事。

　　而在王夫之的时代，出现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危机和心理危机，以及思想界的茫然和真空，相对说来也产生了可以言所欲言和破釜沉舟地检讨反思文坛弊病的自由空间。船山对于杜甫的责难，正是这种危机和真空状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于上述对杜甫的批评意见的过滤、提升，以及“上纲”。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场，和文学关系于“兴国覆邦”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净化的、超凡脱俗的文学的寻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评者的观点和理念的;但他对杜甫的指谪，仍不是无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资料和言语。戴鸿森在《姜斋诗话笺注》中就指出，王夫之关于“诗史”的看法，受到杨慎的影响。

　　上述几条线的批评形成一种合力，是以含蓄蕴藉、淡远冲和，来反对杜诗的直露浅白、“发扬蹈厉”、“易著色相”;船山则是以原圣徵圣(也包括温柔敦厚之旨)来反对杜诗的人性化、“愁贫怯死”。尽管他们从颇为不同的立场出发，激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在这个方面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反对的是杜诗的贴近历史凡俗、过分的入世精神，即将个人和众人的穷愁的如实描绘和尽情倾诉——这卑微而正当的人欲——携入诗歌的净土和大雅之堂。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三、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

　　《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换一个说法，如果以祝盟之文应有的神圣和虔诚为标准来“衡文”，船山正是以彻底的、天真的、虔诚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种禁欲主义的诗教来“衡文”的——当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职称文学论文网推荐：《南方文坛》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期刊。1987年创刊时，16开64页双月刊，铅印。现为大16开96页，胶印。邮发代号：48-87。最初由广西文联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合办，两年后由广西文联单独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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