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摘要〕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关键词〕 “历史终结论”;中国现代化;终结;历史意义

　　《洛阳大学学报》创建于1986年6月，是洛阳大学主办的高级学术理论期刊，是ISSN国际学术交流刊物，也是CN刊号的《洛阳大学报》的“姊妹期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认同研究”(16CKS013);广西八桂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钟慧容，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终结论”，在刻意渲染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退场”之后，傲慢地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中的最优样态。这一“自我确证”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立场，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背景下引发了国际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对其附和、拔高之声一度甚嚣尘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其质疑和批判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尽管如此，在30年后的今天，福山仍矢口否认“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硬伤和实践误判，来自理论界的斥责似乎并未动摇其关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价值预设。然而，中国的强势崛起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道路的高度关注和理论探讨。中国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证实了历史并未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这使得“历史终结论”面临空前的冲击和挑战。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出发，剖析“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缺陷，澄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对克服全球现代化危机的可能性，厘清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逻辑，对展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建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历史终结论”的内在困境

　　1989年，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①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尽管遭受了眾多学术流派从不同层面展开的批判与指责，但此论题引发的争论仍然余波未平。站在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启近百年的历史方位上，重新反思“历史终结论”这一在近30年历史洪流中屡屡回响的理论范式与强势话语，就能够发现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性的内在困境。

　　第一，虚无的历史观——任意切割历史，在刻意美化资本主义历史的同时，肆意丑化共产主义历史。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对资本主义极尽美化，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视为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的内在恒久动力，并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部“自由民主追寻史”。他从理论上考察了存在于南欧和亚洲等地区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现实，断言历史必将终结于西欧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作为“专制化身”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终将陷入崩溃。

　　自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便对其采取丑化、分化甚至打击报复等压制对策。在“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阐述中，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被抹煞，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被掩盖。苏联和中国赢得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引领下获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等历史真相和伟大成就都被刻意抹去;而黑奴贸易、军事输出、资本输出、殖民掠夺以及瓜分世界市场带来的频繁战争等资本主义扩张的丑恶“黑幕”则被美化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人性人权的高扬。福山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刻意粉饰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肆意涂鸦表明了其“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虚无性特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学者只是“‘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意识到冲突，因而也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决定这种冲突……他们以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观念和论据为自己赞成或反对在经济生活中推行的变革的态度辩解”。

　　②被福山视为自由民主制“现实标杆”的美式自由民主制，乃至其后期不断推崇的欧盟、英国以及丹麦的自由民主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暴露了“历史终结论”在客观历史事实判定层面的虚无性和空想性缺陷。福山基于美化资本主义历史的目的而宣判共产主义“死刑”，“是资产阶级借以压抑其他各种异质或对抗声音的一种意识形态‘伎俩’”。③“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福山为资本主义所著的“福音书”，最终陷入了任意装扮“历史小姑娘”的尴尬境地，建基于任意切割历史之上的“历史终结论”将难以持存。

　　第二，抽象的人性论——将人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忽视了人性背后的历史根源。福山认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之中蕴含的主人与奴隶“寻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以大量的内容论证了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为历史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性(追求自由民主)，但“历史的经济解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这块应许之地的门口，却没有把我们完全送到里头”④，唯有推动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人的“不断扩大的、极富弹性的欲望”⑤才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诉诸“寻求承认的斗争”的历史观，使福山将人性恒定为一种能够衡量一切的“超历史的标准”，忽视了人性背后的物质关系和生产条件。

　　福山的历史动力论本质上根基于抽象的人性论，它将能否满足“经济”与“认可”的需求视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但是“人的欲望、理性和气魄问题都是人性问题，而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是不同的，把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当成其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有多少科学性是可想而知的”。⑥福山并未明白他所鄙夷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忠告，他所赖以撑起“历史终结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仍旧建立在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真实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这无异于将现实问题束之高阁，弃实践“地基”而建构理论“大厦”，注定只能是空想。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内容如果没能解决您的问题，可免费咨询在线学术顾问获取解答。

本文由期刊VIP网编辑首发，您身边的高端学术顾问

文章名称：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文章地址： http://www.qikanvip.com/write/49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