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分析

　　摘要: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然这正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魅力所在,在众多的经济规律中,城市化的进程是较为突出的。但突出的问题是具有城市基础设施特征惊人相似的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的加速度呈下降趋势,本文在分析“超前”发展理论不合适宜的前提下着重给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效率制约”。

　　关键词: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具有城市基础设施特征惊人相似的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缓慢上升。论文 这也意味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倾向于要用更大的投资增长才能换来以往仅用较小投资增长就能换来的经济增长。近期一系列投资指标表明,中国投资规模加速扩大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并不理想,虽然2003年以来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中国经济集约增长中的作用渐露端倪,但地方政府城市化投资仍然显高速提升阶段,加上国家增发的几百亿国债和银行增加上千亿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基础设施(或称社会分摊资本),是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和机构。一般包括运输、仓储、发电和输变电、供气、供水和排污等城市设施,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灌溉系统等等。广义上来理解,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科研、环境和公共卫生以及整个司法、行政管理系统。本世纪50至60年代,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模式问题,西方曾展开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等提出了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基础设施存在供给上的“不可分性”,主要表现在(1)基础设施存在“配置上的大规模的初始集聚性”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宏大、配套性强,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一开始就需要有大量投资作为创始资本。例如,要建成一个水力发电站,不仅需要整修河道、建筑水坝和水库,而且需要建设电站建筑,购买电机设备、修筑公路、安装通讯设施、建造有关生活服务设施等等。(2)基础设施有“较长的酝酿期。”与直接生产部门比较,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资金难以在短时期内回收。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一般铁路的建设需要5-8年的时间,加上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大型运输网的建设则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3)基础设施还具有技术先行的含义。蒸汽机的发明、电力和无线电技术的出现,微电子技术、卫星通信和原子能技术的问世,既构成了现代工业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又为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们是工业技术变革的先驱,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超前论正确指出了基础设施本身的特征及其对于直接生产活动的先行作用,对于基础设施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毕业论文 但是,从实践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直接生产活动的需求,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短期内很难筹措到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所引起的时滞效应,增加供给的弹性较小,很难适应直接生产部门需求迅速增长的需要。要使基础设施服务的供需平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于已经形成直接生产部门的资产存量的不完全流动性,压缩需求的结果,并不能导致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只能使直接生产部门与滞后的基础设施在低水平上保持平衡。这样就会导致直接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的闲置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具有规模大、配套性强、资金密集、技术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回报期长等特点,所以一般都由政府投资(在我国除少量的利用BOT方式引进一些外商投资外,民间投资几乎没参与),而政府投资则会带来经济中的非竞争性。这一非竞争性将导致两个结果:(1)它使本来已经处于缺损状态的市场体系及其内在机制更不健全,从而抑制了市场的正常发育。(2)一般的垄断行为可以带来高收益率,并提高资源配置的局部效益,但政府投资的非竞争性实际上很难带来高收益。财务绩效不佳是不同社会投资下国有企业运行的共同特征,其原因很多,比如计划工作的失误、大部分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投资与定价决策的官僚程序、国有企业难以向经理人员提供足够的激励、国有企业还有较多地受制于政治过程和服务于广泛的社会目标,如此等等,加之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行政干预加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作用,在投资规模扩张过快时,更易造成部分投资项目决策缺乏科学依据和相应程序。概括在说,发展中国家,市场缺损招致了低效率,而弥补市场缺损的政府投资又固化了低效率的格局。

　　当前,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办法,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会出现“时滞效应”,即投资要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能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职称论文 由于项目施工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里,其投资完成额一般呈现一条从低到高再到低的“马鞍形”投资曲线。目前我国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它表明项目的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本身的这种规律决定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才会明显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掌握好当年投资的强度,同时必须考虑在建总规模增长的合理性,防止由于在建总规模增长过大而导致以后年度出现投资和经济过热。

　　三、政府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

　　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则根源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高。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动力。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才由政府将社会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然后再将其一部分用于社会急需投资的产业或地区。政府投资虽然有利于经济全局,但由于增添了中间环节,加入了许多人为因素,其效率自会大打折扣,由政府扮演主要投资人的角色常常会导致投资过度和投资效率的下降。

　　更为难以操作的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规模增大,民间投资规模就会被迫缩小。这是因为政府支出或赤字的增加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如果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不提高税收,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将导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这又将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资金的供给。由此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借款将挤出私人投资。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与私人厂商和个人竞争。如果可用资金的数量是固定的,则由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以支持赤字),厂商将只能得到较少资金。在最极端的情形,政府支出(税收固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方式挤出投资:政府所作赤字支出越多,厂商所作的私人投资就越少,政府支出的增加根本不会刺激经济。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国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固定利率借到所有想借的资金。于是,政府借款并不排挤国内投资,而是仅仅引起资金从国外到国内的流动。但是,事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随着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一些额外资金从国外被吸引过来,一些人的储蓄较其他情况下多,因此可用资金总额有某些增长;与此同时,有一些投资被挤出,以至于增加的政府支出提供给经济的总刺激要比预计的小。当然,挤出效应的大小还可能依赖于经济是否有大量超额生产能力,假如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实际产出的水平远未达到其生产能力,增加政府支出而不减少其他商品的产出是可能的;相反,如果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产出不可能有较大提高,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被国民产出某一其他组成部分的减少所抵消,即必然存在挤出效应。

　　四、投资结构过于倾斜

　　投资结构失衡会导致资本效率难以提高,产业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般经历农业社会、轻工业社会、重工业社会(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重加工业等)和后工业化社会。我国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即重工业社会,理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加工业。留学生论文 而且,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人均收入140-112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将由16%提高到30%。这充分显示了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超前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或“基础工业”战略而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映投资结构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未取得满意效果。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基础工业”战略过分强调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地追求基础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后向联系”的效应,机械地认为重化工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经济运行中具有很高的比较优势利益,而将本来就稀缺的资本资源投入于关键产业中,这不仅加剧了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市场缺损、技术、组织、制度等诸多复杂的原因的综合作用,这些所谓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关键产业”并未发挥较强的联动机制,因而,关键产业的投资效率就显得极不理想。

　　不仅如此,对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投资结构还导致了社会总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严重的莫过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而农业投资缺乏导致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正强有力地牵制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五、基础设施过度超前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优化中国经济结构,要降低投资的比例扩大内需,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应该先发展基础设施部门,有了它,就会“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因而应大

　　力超前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事实上,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实现的运输量上,没有实实在在的运输量,其外部效应也无从谈起。如果基于一种超前性的考虑,在没有多少现实运输量需求的情况下,就提前修好一条公路,乃至一个机场,而且时差很长,比如说10年以上,这就会造成很不经济的情况。由于运量不足,公路或机场虚设,势必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与那些卖不出去的楼堂馆所和豪华别墅在经济价值上大打折扣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不断地追加维护保养费,如不及时养护,很多设施就会破损或报废。这种长期没有相应经济回报的公路投资和养护费用,其投资效益是很低的。

　　因此,在目前扩大国内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的宏观背景下,要避免把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过于理想化。在考虑上项目时,要综合考虑其资源的潜能和市场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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