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如何提升幸福感

　　摘 要： 利用2014 JSNET(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的调查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显示，体育锻炼频率越高，个人的社会资本含量越丰富，表现为拜年网社会资本含量、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更高，三者都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运用Bootstrap法检验的结果同样显示，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关键词： 体育锻炼; 幸福感; 社会资本; 中介作用

　　改革開放以来，随着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幸福感是美好生活的一项重要体现。习近平[1]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中可以看出，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极富现实性与学理性的议题。国际学术界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机制长期存在争议[2]。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相关内容也十分关注[3]，只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人格特质、人口特征、经济地位、社会融合度等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因素[4]，对其他因素鲜有涉及。然而，近年来，围绕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日益被肯定[5]，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明确。体育锻炼是如何提升个人幸福感的，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体育锻炼可增加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并用2014 JSNET(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与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较稳定、积极的心理状态，通常与快乐等正面情绪体验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联系在一起[6]。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个人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研究[7-8]从生理角度出发，发现体育锻炼能够减少个人的负面情绪体验，同时体育锻炼可促进身体健康从而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研究[9-10]从心理角度出发，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个人的健康感(自我健康认知)继而提升幸福感，同时体育锻炼可增加个人的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资本，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从上述结论可见：体育锻炼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

　　上述研究偏重于考察体育锻炼在幸福感提升作用中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忽视了社会因素。然而，幸福感是与人的社会属性紧密相连的，社会因素(如身份特征、地位差异、社会融合等)对幸福感的作用往往超过生理和心理因素[6]。那么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吗?一项关于锻炼形式与幸福感的研究[11]发现，打球、跳舞等集体锻炼形式能明显提升幸福感，但慢跑、散步等单独锻炼形式无此功效。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12]表明，体育锻炼可增强社会支持，从而提升幸福感。基于类似研究，有学者[13]推测体育锻炼可改善个人的人际关系，进而提升幸福感。上述结论或停留在具体经验层次，或关涉群体范围狭窄，或仍属于理论猜想，但也启发我们，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影响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融合等中介因素发挥作用，而这些因素都可纳入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剖析体育锻炼与幸福感的关系。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内容丰富、流派不一，下文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含义及其测量方式进行介绍。

　　1.2 社会资本的含义与测量

　　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和福山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他们对社会资本的阐述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上述4名学者均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结构，是个人与他人、外界发生互动、联系的产物，但他们对社会资本的来源有不同看法。布迪厄[14]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外在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科尔曼[15]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网络。帕特南[16]的观点与科尔曼相似，但他强调紧密的社会网络源于公民对团队或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信任。他将当代美国人公共参与的减少视为社会资本的衰减。福山[17]则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人际信任，从文化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角度阐发了对信任的理解，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学者们都认同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其本质属于个人与他人及外界发生联系的产物，但联系对象的层面不同。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可根据社会资本涉及的个人联系对象将其分为3个层面：①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亲密联系的私人层面，涉及的联系对象以个人的亲属、朋友、熟人为主，强关系相对较多;②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一般联系的公共层面，涉及的联系对象以个人所属的学缘、业缘、趣缘、地缘群体中的成员为主，强关系相对较少;③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普遍联系的大众层面，涉及的对象涵盖陌生人等广泛的社会大众，强关系相对很少。这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适用以下3种不同的测量方式。

　　(1)测量私人层面社会资本的拜年网，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等。具体而言，网络规模即为个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量，是个人社会资本的首要测量指标。此外，网络差异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社会特征(如性别、年龄、民族、籍贯等)的相异程度，它表明人们跨越群体边界的交往能力，跨界越多，社会资本的异质性越高，社会资本就越丰厚。网络位差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对于社会分层体系的覆盖范围，即高低地位之差。它表明人们向上联系和向下联系的幅度，幅度越大，社会资本越广泛。网络顶端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从而表明人们向上联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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