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研究

　　摘 要：当然，农产品的技术加工是以粮食等产量的增多为基础和前提的，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越多，其进一步的加工业也就越发展。西嵨定生先生研究指出，小麦在黄河流域的普遍种植是唐代北方碾硙业大规模流行的原因。[20](P174)所以，磨粉、酿酒、酿醋、制酱等粮食技术加工业集中反映了粮食的商品性经营情形。

　　关键词：商品性农业;农产品商品化;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如所周知，农业是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广义的农业不仅包括粮食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业，而且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家庭副业等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仍是封建农业的主导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中有着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的成分即商品性农业，以及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向商品的转化即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势必有所增长和发展。本文即从广义农业的概念出发，来探讨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总体情形，并对这种发展和转化做出一点分析和评价。

　　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有所区别的，不过也很难截然分开。前者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1](P381)后者的农产品不一定有着这样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但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也实现了向商品的转化，因此两者又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商品性农业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和转化情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概要。

　　一、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及农产品技术加工方面

　　随着灌溉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制度的改进，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唐代农业到玄宗朝发展到了高峰。史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2](卷830元结《问进士》，P3860)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可喜局面。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南方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权德舆称“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2](卷486权德舆《论江淮水灾上疏》，P4962)杜牧称浙东一带“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卷14《崔公行状》)僖宗诏称“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2](卷89《南郊赦文》，P933)唐代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使得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趋势有所增强，农产品的商品化也相当广泛。

　　1、粮食的商品性生产 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是农业的主要部门，反映唐代粮食生产有着明确的商品粮生产目的的史料已屡见史籍。《太平广记》卷172《赵和》条引《唐阙史》载：“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文中说淮阴之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可见淮阴地区的粮食商品性生产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东邻经营着数百亩腴田，应属当地商品粮生产中的大户。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东邻胆识、眼光俱佳，敢于以庄宅作为抵押，贷款经营，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唐初诗人王梵志说富饶田舍儿“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 [4](P346)既“愿米贵”，可见富饶之田所产粮食也是为了出卖，而且希望卖得好价钱。李华说润州练塘周围四十里，“其旁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富剧淫衍”;[2](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P3193)刘允文说苏州常熟塘“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利，动涉千顷，年登万箱”。[2](卷713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P7324)这些大族豪家拥有大面积农田，获粮甚多，自然也不是仅仅为了自食自足，而是“专利上腴”，要出售粮食以营利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小农也有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如漳浦人林昌业“有良田数顷，曾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5](卷355《林昌业》条引《稽神录》);又如洪州胡氏靠农桑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 [5](卷374《胡氏子》条引《录异记》)灵池县村民“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6](卷8)这些事例都是将所产粮食运往州县官市出售，属自产自销。此外，中唐以后官僚、地主、寺观的各类田庄走着亦农亦工商的经营路子，生产的大量粮食也是作为商品粮出卖的。《北梦琐言》卷3《韦宙相足谷翁》条载，“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初，除广州节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宣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韦宙囤积如山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储存，也是自家怎么吃也吃不完的，绝大部分是要售卖以获利的。

　　唐代榨油业、制酱业、酿醋业的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太平广记》卷138《齐州民》条引《玉堂闲话》载“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为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卷395《庐山卖油者》引《稽神录》载“庐山卖油者……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在油中掺假以谋不义之财。《北梦琐言》卷1《日本国王子棋》载宣宗时简州“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靠卖油发家致富，被贪官简州刺史安重霸刁难，“以中金十铤获免”，[17]可见这位邓姓油客积累了不少财富。唐代幽州有“油行”，[12]形成了同业组织和相当的产售规模，其它城市的官市中也应有固定的油行。《酉阳杂俎》卷15《诺皋记下》记长安宣平坊晚间有张帽驱驴驮桶卖油者，所卖油质优价廉，学界一般认为其商业经营活动已经突破官市限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出售麦酢、糠酢、曲、豆黄、酪的“酱□行”，胡如雷先生认为即是“酱醋行”。[18](P 158-172)《太平广记》卷440《卖醋人》条引《稽神录》载“建康有卖醋人某者”。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卅买酱，十八买酢”，[19](P294)即用了三十文铜钱买酱，用了十八文铜钱买醋，酱醋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日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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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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