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关系研究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代田法似乎确曾广泛地推行于全国各处。居延汉简中即出现代田与代田仓等词，其时间只在赵过在关中初试代田法之后二年，远至居延边地，代田法也已付之实行了。[34]代田法中用以播种的三足耧，在汉墓画像石上也清晰可见。

　　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诸子不复分封。[1]由此，秦天子以下，天下莫非齐民，中间的只有代表皇权的守令，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这也可说是韩非子理想的实现，使强宗大族不复能专垄断赋役所自出的人力资源。《韩非子》：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2]

　　商君变法，子壮则出分，家有二夫，则倍其赋。论其用心，商鞅大约为了防范宗族成为皇权与人民之间的一个权力个体，而使直接皇权的威势打折扣。[3]秦始皇对于生产是颇为注意的，是以《史记》中所见几条秦刻石的铭文，无不有僇力本业的句子。例如琅琊刻石：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黎庶无余，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彼诸产，久并来田。[4]《吕氏春秋·上农篇》开章就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5]这一段说明了农民对皇权的价值，在于生产，服兵役，守法奉上，所谓农民朴重不徙，正是秦汉大帝国的最好国民。

　　汉高肇业，沿秦法不改，中国仍是一个官僚机构统治的社会。汉初诸帝，皇权逐步张大，废功臣诸侯，削同姓列王，其目的都在消除对皇权有威胁的可能来源。[6]汉武帝尽一切力量打击工商人士，桑弘羊莞盐铁酒酤，杨可告缗算赋，一方面固是为了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则使国家权力直接掌握了经济领域。这一连串的作为，基本精神仍是以政治力量干预并独占社会的各项活动。[7]最与农业有关的，莫非以政治干预，使农业生产为汉帝国的经济基础。

　　汉法重农抑商，地租极为轻微。[8]文帝时(公元前一六六年)，税率由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分之一。正式宣布农为立国的根本，则是文帝在前元二年(公元前一七六年)的诏书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9]

　　自此以后，汉廷屡次下诏，说明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关怀。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一诏尤其注意于粮食的不足。由此而有减税一事，甚至有时完全免除地租的恩诏，目的在使脱产的农民，回到土地从事生产。[10]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一诏，文帝竟怀疑是否因酿酒及饲料二项用途，造成了民食的不足，当然也怀疑是否有太多的农夫脱离生产的工作：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民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11]

　　上述文帝的诏书，显然忽略了人口增殖的问题。汉代经过一个世代的休养生息，人民乐业，人口的数字也为之增加。[12]太史公则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认为一个世纪的人口增加率，在有些地方可以多到不止二倍或三倍。[13]太史公的粗略估计可以提供增加率的大致趋势，然而究属太过粗略，我们仍无法据此而作推算。倒是《汉书·诸侯王表》有若干有用的记载。这些诸侯大都在高祖初年就封，由立国到国除之间的年代是确定的，十九个国的户数也见记载。[14]不过，这一类资料的可靠性，受两项因素的影响：

　　一则立国就封之初的户数可能已是低估了，二则人口数字的增多也未尝不可能因为人口移入，甚至国界有了改变而未能在史料中看到。反之，因史料性质单纯，而且对比的资料出于同一来源，第一项顾虑可以因此减轻其严重性。诸侯的封邑分散地域颇不一致，可说全国各个人口密度不同的区域都有封国。区间人口移动在有些地区是增加，有些地区是减少。整体言之，由于取样侯国分布各地区，因人口移动而导致的误差，当可为之部分地抵销。而且各封国增殖率的一致性甚高，大率都在百年左右二倍或三倍其原有人口。除这群十九个诸侯国的人口数字外，西汉后半也有三个郡国的人口增殖率可用，其趋势与上述十九国例证所示颇为一致。[15]二十二个例案的增加率，以几何平均值言之，是每年百分之一点六，一个颇为合理的人口成长率。

　　汉代常有大量的流民，自然也是人口与耕地比率失去平衡的现象。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有七十二万五千关东贫民由使者部护，送到北边新秦中安置。元封三年(公元前一0七年)又有移民二百万实边的建议。除这两件荦荦大者，《汉书》记录了移民的事不下二十件之多，移动的人口动辄成千累万。东汉也有不下二十起人口移动的记载。[16]流民大约最后移往人口较稀的宽乡，尤以北方沿边及南方诸郡为多。[17]南方人口增加，添设郡县，更是东汉常见的事。事实上，由汉代开始，中国人口南移是历史上长期的现象，最后终于改变了整个人口的分布情形。[18]

　　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过剩人口，可能由政府开放前此未开的公田而得到耕地。整个汉代，开放公地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其中包括山林园囿，或单纯的公地，地区则包括近畿三辅，太常公田，以及所在郡国的公田。甚至王公大臣也往往奉命捐献土地，以假给贫民。[19]大约公田来源，最主要的仍是山泽林薮。未开发的土地，依封建习惯是属于封君的，在汉代。一切未开发土地当然就属于皇帝了。这种山林之利，因此属于少府，即皇室的私产收入，而不属于大农，即政府的公收入。[20]第二类的公田是籍没的私产。武帝一朝，法网繁密，公卿功臣都动辄得咎，财产入官。杨可告缗，中家以上破产不少。凡此构成汉室庞大公田的重要来源。第三类则是公廨职田，由该管单位放佃，收租作为公费。[21]

　　第二类及第三类的公田，事实上都是已经垦熟，而且有人耕种的田地。承种者往往不是佃户，即是官奴婢。这两类的公田，即使由贫户承领，也不过赶走一批旧的，换上一批新的。对整个国家的耕种人口与耕地比率，并无改变，而且也不会使农业生产的总额有何改变。在山林薮泽假民耕种时，农业人口的归返生产，自有裨益。但到王莽时只是由公卿大夫捐出土地，以给贫民，则其实际增产的意义，远逊于政治性的均产姿态。最后可以放领的空地，也不过是边地的一些新土地了。

　　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地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22]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23]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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