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逻辑、价值和路径

　　摘 要：乡村振兴必须依靠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由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农村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决定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不仅是有利于农村的事情，从全国整体而言更是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巩固中国生态安全、逐步消除城乡对立以及加强国人精神家园建设。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要整治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生态产业，建立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开放机制。这既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也要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既需要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调动市民下乡的积极性;既需要长远的整体部署规划，也要考虑当下农情循序渐进。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

　　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P169)，“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近年来，村庄人口老龄化、房屋空心化、土地荒芜化等乡村凋敝现象越来越突出，成为影响中国城乡平衡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的严重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意味着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指标意义上的发展，而且是生态文明指标意义上的进步。事实上，生态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没有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一、生态文明建设

　　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必须依靠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由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农村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决定的。

　　(一)环境污染是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突出因素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农村环境污染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依赖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投入，农药使用量高于同期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幅度，施肥强度远超出225kg/hm2的国际公认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P84)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板结、重金属含量超标和地下水体污染。另一方面，在城市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许多重污染企业如电镀、造纸、化工、冶炼等选择将生产地点和外部成本转移到环境门槛较低的农村地区。再加上农村没有设立独立的环境保护管理职能部门，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太便利加大了县级生态环境执法的难度和成本。以上种种因素叠加交叉，使得农村的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相当严重，公共资源如山林、河道等被侵占和破坏的现象十分突出。

　　诚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P161)，由于农村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农民的健康和生存，个别农村地区出现“癌症村”现象，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类型，这些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低，但暴力化、对抗性较强，给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冲击。同时，农村的环境问题影响农业经济效益，仅以土壤为例，2019年全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为16.1%，仅重金属镉的超标率就达7%，近十年来全国每年平均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4](P43)。总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给农产品食用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埋下严重隐患，因此，治理农村生态环境和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这是实现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为特征的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二)自然生态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P2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阐释了自然生产力理论，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6](P53)。既然自然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那么扎根于自然乡土的广大农村地区天然地就拥有潜在的生产力基础和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习近平在闽东农村地区开展生态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1988年习近平调任闽东宁德地委书记，闽东是当时全国18個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闽东这只“弱鸟”如何摆脱贫困成为习近平履职后的主要课题。在集中调研了闽东9个县后，习近平指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山林资源是闽东的一个重要优势，“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7](P111)。习近平提出了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加强管护、立体开发、加快造林步伐、提高林业综合效益等闽东依托林业脱贫的主要路径。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全区经过新造、改造和集约经营等措施，建立了以材林为主，经济林、防护林、薪炭林各种结构相应发展的林木体系，林、茶、果、菌、名材、药材等逐步成为闽东的特色支柱产业，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格局，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1993年，闽东地区的脱贫率达到97%。[8](P22)

　　另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产生了对自然生态的多维需求。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有5.14亿。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其中中上收入群体占18.5%，中下收入群体占18.9%[9](P72)，虽然不同的评价与估算方法的结果有差异，但是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不争的事实，且这一群体数量还在不断壮大。他们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活消费需求。乡村由于其生态文化多样性、亲自然特征，成为与城市互补的生活场域，提供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态体验，“这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5](P25)。数据显示，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人数从2012年的7.2亿人次增至2017年的28亿人次，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2%，到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已经超过15亿次，同比增加10.2%，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贡献的。[10]因此，习近平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P4)，“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5](P30)。充分把握利用好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基础，通过改革创新让农村地区的自然生态要素活起来，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绿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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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逻辑、价值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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