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我国环保传播的研究谱系与学术展望

　　摘 要：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环境的忧思到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人类从未停止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环保传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环保传播的研究也成为近若干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环保传播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甚少。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环保传播实践，并以1979年以来环保传播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领域、现实困境、环保传播教育、话语实践、历史演进、过程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环保传播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也发现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学理探讨乏力等问题。笔者认为当下的环保传播研究应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理论体系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聚焦新媒体环境下环保传播方式的转变，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对环保传播中的舆论引导问题进行再思考，对环境相关集体行动中的利益博弈和环境正义与公平等问题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进一步丰富我国的环保传播研究。

　　关键词： 媒介化社会;环保传播;研究谱系;生态文明

　　《能源与环保》(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管、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河南省煤炭学会主办的煤炭及相关行业的综合性科技期刊。

　　人类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尽管有不少像中国这样的负责任大国在保护环境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的举措，但全球变暖、大气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难题仍然较为严峻。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使命，不仅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更需要世界各国公众联合起来，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环保传播是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仅能够传递环保信息，还可以促进生态科普教育，对特定主体进行环保监督，为环境弱势群体发声，动员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等。尤其是进入媒介化社会，受众对媒介的依赖度越来越高[1]，环保传播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环保传播。

　　本文主要以1979年以来国内环保传播的有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揭示我国环保传播研究的基本状态，进而对未来研究进行学术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环保传播研究的历史溯源和现实驱动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已对乱砍乱伐导致的水土流失表示忧虑。公元一世纪，罗马的科拉米勒(Columella)和普利尼(Pliny)意识到盲目开垦荒地可能会引发环境问题。[2]我国在北宋时期，苏颂就在《本草图经》中探讨了丹砂对水环境的污染问题。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人类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于是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为大规模环保传播的开展提供可能。[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波环境运动主要以美国资源保护运动为发端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一阶段，自然保护主要是为特权阶层服务，参与者以富有的白人为主，他们的诉求主要表现为对狩猎、露营时土地原貌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波环境运动兴起。卡逊博士在1962年发表的报告《寂静的春天》成为此运动兴起的标志，它促使环境保护议题成为美国民众共同讨论的话题，此后各种环境运动此起彼伏。第三波环境运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表现为环保主义者与污染制造者之间博弈斗争。[4]在这三波的环境运动中，环保传播都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尤其是这3本环保著作《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终止循环》的诞生，在环保运动生成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可以说，没有环保传播就没有环境保护运动。

　　在我国，虽然早有文献典籍阐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环保传播的作用，但环保传播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任务，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第二年，以《环境保护》的创刊为标志，我国的环保传播开始萌芽。[6]20世纪80年代，《动物世界》开播和《中国环境报》创刊使我国的环保传播进入发展快车道。199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环境发展大会，成为我国环保传播蓬勃发展的起点。[5]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各大媒体介入报道，我国环保传播实践进入了新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指示不断升级，环保传播日益成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由于我国环保工作不断推进，环保传播的价值不断被发现，环保传播不仅成为新闻媒体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凸显与遮蔽：近40年来我国环保传播的研究谱系及其评判

　　我国早期的环保传播文献以通知、会议记录、科普类型为主，重在对环保工作经验的总结，呈现多进行自我反思、向他国学习的倾向。直至1988年《加强环境新闻的战斗性》中提出“环境新闻”一词，我国才正式走向环保传播的学术研究之路。

　　综观当前的环保传播研究，学界在关注領域、现实困境、环保传播教育、话语实践、历史演进、过程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表1)。

　　(一)对环保传播关注领域的研究

　　各学者对环保传播的关注领域和分析视角相近。刘涛从话语、权力与政治视角解读了西方环境传播研究，认为可以划分为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媒介与环境新闻等九大领域。[7]李文竹、曹素贞则从媒介、公众、危机、政治四个角度对环境传播研究进行梳理，划分出环境新闻与媒介、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环境修辞话语与报道框架共三个重点板块，与刘涛的部分研究领域划分相似。[8]此外，郭小平认为，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包含“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逻辑框架下的媒介及其报道研究、“发展与风险”框架下的环境新闻学研究、生态美学视角下的影视研究、环境风险传播研究、媒介绿色修辞的话语批判、公民社会视角下的环境传播研究六大方面，但在生态话语的生成、过程、意义方面仍有理论发展的空间。[9]另外，随着环境新闻事业的壮大、环境新闻从业者的崛起，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也应纳入关注范围。

　　(二)对环保传播教育的研究

　　环保意识的觉醒、环保传播的客观现实呼唤环保传播教育的开展。1977年政府间环境教育大会的召开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环境教育的开端。[11]就全球范围看，环保传播教育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现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较为完善，而我国的环保传播教育尚未受到足够重视。[12]

　　目前全美38所大学均设有环境新闻学相关教学或研究机构[13]，整体呈现多元化、重实用主义的特点[14-15]。而我国的环境传播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 [16]，为此不少学者就当前的教育现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高校应与新闻媒体保持互动，建设有丰富实践和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并结合本土化环境特征进行教学;也可以建立跨学科的双学位培养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向业界输送人才。[17-18]

　　(三)对环保传播现实困境的研究

　　目前环保传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其一，从政府角度看，各级政府在认知上不够重视传播工作、环境治理的理念也较落后，在行事上习惯遵循“包办模式”[19-20]。其二，从媒体角度看，传媒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未充分反映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情况。[21-22]同时，媒介从业人员环境意识不强，传播的内容和方式难以提升公众的环保水平。[23-24]其三，从公众角度看，公众在生态建设中存在着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环保诉求，缺乏参与和责任意识。[25-27]

　　针对这些问题，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环保宣传教育的投入，加强行政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倾听民意并将民意导入决策。[28-29]其次，媒体应聚合多种媒介形态，提升传播效果。[30-31]再者，环保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参加研讨会、业内培训或专业教育的方式提高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 。[32-33]当然，面对环保传播中的困难，政府、媒体、公众等都应加强联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共识。[34]

　　(四)对环保传播话语实践的研究

　　环保传播的话语实践包括媒介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以及环境叙事的具体内容、精神理念、表现方式等方面。

　　从环境议题的建构上来说，易前良、蒋永峰分别对《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中的环境报道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环境报道往往是通过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揭示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继而依照具体情况提出对策。[35-36]另外，在面对环境危机事件时，媒体报道常呈现出事后性，舆论引导也更具被动性。[37-39]

　　从环境叙事的具体内容来说，在宏观层面，话语实践会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因而媒体常与中央保持一致，呈现出政策叙事的特点[40]，也可能会采取地方性批判，凸显出阿富汗斯坦主义的倾向。[41-42]在微观层面，环境话语实践在“无事故不新闻”的价值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影响下会体现出一定的冲突性。[22，43]环境叙事的过程可以体现出一定的精神理念。在环境报道中以人性化视角出发能够体现人文关怀[23，44]，用科学发展观判断环境问题也是在将“以人为本”融入环境报道。[45-46]

　　环境叙事的表现方式多样，包括生态摄影、生态纪录片、环保电影等。周晓旸认为环保传播主要展现真实、直观的画面，方便受众感同身受，从而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以支持环保活动。[47]环保电影作为环保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我国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生命平等这类意蕴表达上仍有所欠缺。[48]

　　(五)对环保传播历史演进的研究

　　当前对环保传播历史演进的研究范围较广，在地理跨度上包括从对某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新闻报道研究到对全球的环境思潮研究[49-50]，从时间看主要涵盖了自19世纪资源保护运动起至今的百余年。在揭示环保传播的发展历程时，学者所秉持的划分依据不尽相同：曹雪真依据环境新闻报道的内容、手段、数量，将我国环境报道划分为浅绿(1973—1991)、中绿(1992—2002)、深绿(2003—)三个时间段[51];张威认为环境新闻经历了呐喊(1980—1990)、理性主义(1990—2000)、进入全球化(2000—)三个阶段[52];贾广惠分析了张威的划分方法，认为不应仅以年代整数为依据，而应基于经济态势、环境形势、政府行动来划分，掌握社会发展中环境新闻传播的变化，具体阶段应包括启蒙呐喊时期(1984—1991)、群体曝光期(1992—2003)、环境议题多样化和事故化(2004—)[53]。

　　(六)对环保传播过程结构的研究

　　当前针对环保传播过程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作机制、影响因素和产生的意义三个方面。

　　就环保传播运作机制而言，王建明认为首先应明确有效的传播沟通步骤，其次确定传播的次序阶段，即认知扩散、信念形成、行为塑造和价值观变革。[54]李玉文等认为环保传播是一种涉及传播因素、传播过程、实际效果因素的动态循环过程，其提出的实际效果因素与王建明提出的环保传播次序阶段相对应。[55]杨志开认为微博环保传播是由意见领袖推动、网民互动参与的，其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微博话题、传媒议题、政策议题”，也与李玉文等提出的环保传播过程相吻合。[56]

　　环保传播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相关主体：其一，从受众角度看，李玉文等认为可以将环保传播的实际效果因素一分為二形成觉察、记忆、态度等八个因子进行绩效评估[55];其二，从媒介角度看，媒介可以通过信息提供、风险预警、教育引导、引导监督社会舆论来守护自然环境，推动环保政策、法规的制定，塑造环保文化价值[57-59];其三，从组织角度看，环保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等环保公益组织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执行者，对环保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7，60]。

　　另外，不少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了环保传播对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变化的、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的社会存在，包含新社会运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志愿性社团四种结构性要素。[61]连水兴认为，环保传播作为新社会运动具有其合理性，在运动中民意的组织借助新媒介凝聚力量，影响权力机构的执行或方针政策的改变，成为公民社会的起点。[61]贾广惠则从公民社会组织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环保NGO作为公民社会建构的组织形态，在传媒的影响下可以维护公共利益。[62]王芳从公共领域视角出发，认为我国环保NGO与媒体有着天然联系，二者在环境问题的传播中使环境问题成为公共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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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近40年来我国环保传播的研究谱系与学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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