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居民的“幸福反弹”

　　摘要：“幸福反弹”是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幸福感演进趋势的主旋律，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微观数据，评估了城市人力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而增加劳动工资、缩小不同劳动者间的工资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的就业率，是城市人力资本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机制。高校“扩招”与快速城市化推动的城市人力资本扩张是中国实现“幸福反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为了人”更要“依靠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城市化质量的提高才是推动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性动力。

　　关键词：幸福感;城市化;人力资本;高校“扩招”;劳动工资;就业率;社会信任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幸福停滞”的现象。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1-2]。而如果更为细致地观察这一时间维度内的幸福感变动趋势，则可以发现真实情况远非“停滞”一词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幸福感下滑。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显示，1990—2002年，中国居民自评的“生活满意度”①从7.3下降到6.5[3]，自评的“生活愉快程度”②从2.16下降到1.20(见图1)。第二个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幸福反弹”成为中国居民幸福感变化的主旋律。2002年以后的WVS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基本处于上升的通道，自评的“生活满意度”从2002年的6.5上升到2012年的6.69，自评的“生活愉快程度”从2002年的1.20上升到2012年的1.91[5]。此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③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④也都验证了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处于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4](见图1)。

　　然而遗憾的是，理论界并没有对中国居民的“幸福反弹”给予必要的关注，更多文献试图从收入差距[6]、政府质量[7]、环境污染[8]等角度寻求“幸福停滞”的合理解释。不可否认，以上文献对厘清20世纪末中国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理论却并不能为解释“幸福反弹”提供明确的逻辑线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在高位运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居民生活环境仍然需要得到改善。与此同时，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GDP增速开始回调。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拉动中国实现了“幸福反弹”呢?

　　如果分城乡来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则会发现该时间段内幸福感的提高主要是城市居民拉动的。根据2003以来的CGSS数据，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农村居民[4]。CHIP数据则更为直接地显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从2002年的3.48增长至2013年的3.75，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从2002年的3.67下降为2013年的3.58。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以城市部门为切入点才有可能找到解释“幸福反弹”的主要线索。

　　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两个经济过程值得高度关注。第一个经济过程是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的录取人数为108万人，而到2013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已经突破700万人，短短15年间招生规模增长了近6倍。第二个经济过程是，几乎与高校“扩招”同时，中国开启了世界经济史上都少见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1999年的30.89%，陡然升至2018年的59.58%。在以上两个经济过程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部门出现了以新增大学毕业生以及农村高素质人口为主要群体的人力资本扩张。2018年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显示，城镇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从1999年的11.16%，增长至2016年的27.92%，而在农村该指标仅从1999年的0.68%上涨至2016年的2.93%[9]。在时间窗口上，城市人力资本的扩张与居民幸福感的回升是高度吻合的。同时，近年来以Moretti[10]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家与城市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及居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大量的城市经济学文献表明，城市人力资本集聚所产生的社会化收益要远远高于教育所形成的个人收益。Glaeser等[11]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论证了地区人力资本对城市繁荣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不同城市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源于城市人力资本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重要的追问：(1)城市人力资本究竟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幸福反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扩张?(2)如果城市人力资本确实显著拉动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那么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并不能为以上两个问题提供系统性的答案。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将城市人力资本与居民幸福感相联系，使用中国家庭微观数据评估城市人力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时检验城市人力资本可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机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梳理城市人力资本可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经验研究搭建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的设定及数据的处理过程;第四部分利用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城市人力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第五部分给出城市人力资本影响居民幸福感机制的初步证据;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框架

　　就现代社会而言，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幸福感并不是个人效用的全部，但仍然是个人效用函數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2]。在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研究的文献中，研究者重点讨论了收入、收入差距、政府质量、户籍制度、城市规模、社会资本、政治身份等因素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一项全面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却并没有得到理论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推荐阅读：人力资源课题怎么参与

期刊VIP网，您身边的高端学术顾问

文章名称： 城市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居民的“幸福反弹”

文章地址： http://www.qikanvip.com/renliziyuanguanli/549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