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背景下的气候政策转移研究

　　摘 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国际公认的有效进行碳排放控制和减量的政策工具，也是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最有效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我国经历了从城市试点到行业，再到全国的政策转移。其中政府、专家智库、企业、新闻媒介等诸多主体参与政策转移过程，试点城市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转移和建设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气候政策转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点到面

　　1 氣候政策转移的基本内涵

　　政策转移主要是指政策、行政安排、制度等知识被用于发展另一个时间或地点的政策、行政安排、制度。[1]这个概念是英国利物浦大学戴维·P.道洛维茨和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戴维·马什在1996年最早提出的，反映公共政策从一个政府到另一个政府被学习和借鉴，一个地方的政策或制度被发展用于另一个地方的政策或制度。政策转移是提高政府绩效的有效手段，并逐步可以实现政策趋同。[2]随着全球化和各国经济政治交流的日益密切，政策转移发生的频率也愈来愈高。政策转移不仅有思想、文化方面的“软转移”，也有政策、制度、技术方面的“硬转移”。

　　气候变化是对国际治理的一个新挑战，国际间不断进行气候谈判和协商，并签订了《联合国框架公约》《京东议定书》《巴黎协定》等重要的国际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全球气温继续上升，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 ℃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以内。为推进气候治理的纵深推进，联合国定期召开缔约方会议(COP)，围绕着《公约》的履行及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承担问题持续展开协商，作为全球性的气候大会，有关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政策、制度、技术等都在全球层面得到了广泛讨论，《公约》也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给予要求和激励。所以，国际层面对气候政策在“南北”转移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不同国家为了履约目标的实现，也会积极主动向其他国家进行政策学习。气候政策转移就是反映适应气候变化与减缓的政策、制度、技术从一个国家逐步被发展用于另一国家。

　　当前国际普遍使用的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工具包括碳排放权交易(Carbon Emission Trade)、碳税(Carbon Tax)、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等。其中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在国内施行，更可以在国际层面上乃至全球碳市场建成区域，应用更为深远广泛。

　　2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力促碳达峰

　　我国在气候治理中一直是积极的参与国，是积极为全球减排做出守诺和行动的发展中大国。早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2016年我国签署《巴黎协定》，并承诺二氧化碳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2020年9月习近平宣布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排放达峰的时间点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城镇化、能源发展、控制技术”[3]等因素相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碳达峰”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目前地方政府正在对碳达峰做出具体规划和行动。

　　碳排放达峰意指碳排放不再增加，也即达到峰值。碳达峰是全球控温的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与能源结构调整，传统能源的比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行业发展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绿色转型等都紧密相关。实现碳排放达峰，根本上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但我国能源结构较大部分还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能源利用效率也较低。因此，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实现，需要借助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政府对碳排放这一环境负外部性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管制的一种手段，可以激活和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技术，进行低碳转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有效进行碳排放控制和减量的政策工具，其发展完善助力碳排放达峰目标，也是支持碳中和的有力助手。

　　碳排放权交易最早在1997年《京东议定书》中提出，其规定了缔约方应该个别地或者共同地控制其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并且规定各缔约国可针对碳排放配额进行交易，即形成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对碳排放设定价格，根据碳排放配额，超出配额部分可以通过交易的形式进行购买。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主要有三种，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IET和JI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前者允许发达国家直接交易碳排放指标;后者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减排项目合作获得碳排放配额。CDM则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系起来，发达国家可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排项目，从而获得减排量用于履行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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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碳达峰背景下的气候政策转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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