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户口性质，流动人口可以分成两类：农业流动人口和非农业流动人口，前者简称农民工，是北京流动人口的主体，几乎占到北京流动人口的70%左右。（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将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工的流迁给北京市宏观城市管理带来了哪些难题？政府部门目前面对着怎样的“农民工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引导“困境中的农民工”进行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城市
发展与人口流迁的和谐统一？
一、聚焦“农民工困境”
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入，农民工的管理问题成为北京市政府部门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可以把因为农民工的流动而给城市管理部门带来的一系列难题，统称为“农民工困境”。我们不禁要问：目前，北京农民工的区域分布对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与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有着怎样的联系？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是否会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人口规划目标产生重大威胁？在改善民生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应该如何改善农民工基本的生存环境？
1.农民工区域分布随城中村的改造而此消彼长
近些年来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农民工的区域分布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在北京各区的街乡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农民工并没有因为城市改造而离开北京。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流动行为受到城市规划与布局的影响，但终因北京强大的城市吸引力而沉淀下来。
以调查区县为统计单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朝阳、海淀和丰台等城市功能拓展区，以此围成一个环状，呈放射状向外扩散；以调查样本街乡为统计单位，农民工区域分布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例如，宣武广外街道、朝阳来广营乡等地的城中村改造导致了当地农民工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五环以外近郊区和环城带五区的街乡却因吸纳了城中村改造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民工，而使得当地农民工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侯亚非：《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报告》，载于《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07》，同心出版社，2007年）就农民工目前的区域分布来看，农民工主要聚集于中心城的边缘地区，尤其是
交通比较便利的五环路、城铁以及机场、京通快速路附近，而远离中心城的新城很少有农民工流入，农民工仅仅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呈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向外搬迁态势。
之所以形成外来农民工这样的居住现状，主要是农民工聚居区管理体制落后、城中村居住成本低廉等原因所致。农民工聚集区大多以乡镇村委会建制为主，没有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相应地调整管理模式，大部分聚集区已无第一产业或比例很小，但仍保留着土地集体所有的乡镇管理模式，农业户仍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搭建大量简陋平房，这给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的集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尹志刚：《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迁移因素和移民倾向研究》研究报告，2007年）例如，朝阳平房、来广营、十八里店出租10平方米平房的租金约为172元/月，海淀东升乡的租金仅为133元/月。
2.旺盛的低端劳动力市场需求引发农民工底部聚集
近些年，北京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低端非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增加。2006年，以财会、秘书为代表的技术型职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供大于求趋势，而非技术型职业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推销展销人员、营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环境卫生人员、治安保安人员等工种几乎占据了供小于求职业排行榜前10的全部位置。
2005年，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建筑装饰业和零售业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1317元、1324元、1438元和1704元。像这种社会地位、收入水平都较低的行业，需要引进外来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2005年北京市新增就业岗位中面向
农村招收的32万个，占总新增就业岗位的30%，而且几年来一直保持这种发展态势。从年龄角度来看，25—34岁年龄段的供求缺口最大；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员的供求缺口最大；从职业类别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缺口最大。在这样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农民工迅速地在北京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低端聚集。从2006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北京绝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业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从业人员比例分别为61.25%和23.05%，两者合计超过农民工总数的84%，而北京户籍人口这两项的比例合计不足45%。从职业小类来看，有42%的农民工从事推销购销工作，有18%的农民工为餐饮服务人员，有13%的农民工从事装修及简单劳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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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困境”与困境中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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