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一年十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军事斗争实践，先后组织指挥了三大战役以及其他重要战役24次，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建设经验。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晋察冀;农民参军

　　1.军事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要发动内战，想要迅速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解放区的日益发展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空前高涨，以及其发动内战尚需准备时间，因此摆出了一副“和谈”的姿态，企图以此欺骗国内外舆论，为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做好准备。面对蒋介石在战后一手拿刀杀人、一手搞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策略，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谈判结合起来的斗争艺术和手段。从1945年8月29日至同年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

　　1946年6月下旬，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在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和部署后，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短暂的和平被打破，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自卫作战。全面内战爆发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的总兵力430万，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人民军队的总兵力127万，没有空军和海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分别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并于1947年6月30 日发起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1927年8月人民军队诞生，到1947年6月30日之前，人民革命力量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曾打算就战略进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但由于那时中国革命还没有战略进攻的实践，加之“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就搁笔了”。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般是在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在国民党军队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其重点进攻还在继续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还确定：战略进攻的方式，采取避开敌军战略要点，跳跃前进，直插敌人战略纵深。毛泽东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因此，我军必须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战阶段。战略决战，不单单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的较量，智慧、意志、信念和勇气的较量。淮海、平津战役的相继胜利，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的光辉典范。解放军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同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并肩作战，创造了中国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2.思想背景

　　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虽然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解放战争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状态，并且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贯彻落实党的七大以来的思想理论建设同样是这一时期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此，他要求全党全社会的管理工作，都要重视思想教育这一极为有效的管理方法。“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西柏坡时期晋察冀解放区的党员和群众思想觉悟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认识到当兵服役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逃避参军是可耻的行为，所以在扩军过程中， 多地区出现了妇女积极劝说自己的丈夫上战场，父母鼓励自己的儿子参军，保卫国土家园。多地区人民自动报名参军起了模范作用，大家踊跃向模范榜样看齐，积极参军。然而，当群众思想还沒有觉悟，还不能理解和接受时，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和等待，做好示范引导工作，而不能强制出台和推行，否则就会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就会脱离群众。比如，有些地区议出对象虽曾遇到消极抗拒，耍无赖等等许多困难，但最后还是从思想教育着手，进行说服，完成了参军的任务。

　　毛泽东从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思想教育，对群众予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可以提高其政治觉悟，极大地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毛泽东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生命线”，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来看待。他深信：“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经济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高度重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这一方面是凶为农业生产对于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日常生活保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增加农副产品的生产可以支持解放战争的巨大消耗。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为契机，以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为基础，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极大发展，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加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中共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大纲》是我们党20年来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科学总结。它彻底摧毁了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也为现代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大纲》颁布实施后，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后，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大体相等的土地。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被取消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经济上被消灭了，富农的多余土地被征收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实现了。

　　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广大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要求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县、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农民掌握了乡村的政权，成为乡村真正的主人。

　　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为契机，组织了有效的战争动员。他们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翻身农民为了支援前线，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支前工作，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之中，尽一份力，发一份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一一牛车、毛驴、小推车和扁担，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据统计，三大战役期间，农民组织的民兵参加大小战斗达14.47万次，参加战斗的民兵达228.48万人次，歼敌总数为20.47万人。

　　解放区农民之所以能踊跃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正是因为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胜负与能否保住手中的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奋起踊跃参军，保卫家园土地。

　　4.组织基础

　　党在西柏坡时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党的干部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顿了党的组织，解决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加强了城市中党的组织建设，从而壮大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极大地发挥了党的先锋队作用，使党的组织建设不但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落实，而且也为夺取政权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本历史，更是解放战争时期巩固解放区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基本环节。在土地改革中，各地都把发展党的组织作为巩固和发展土改成果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党员，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据统计，1945年底全国地方党员有98.4万人，到1947年底增加到227万人，增加了128万人，在增加的党员中，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中发展的贫农、雇农和工人。在此期间，部队中党员也有了极大的发展，由22.7万发展到48.8万人，增加了26.1万人。全党党员总人数由121万，增加到775.9万人。我们党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

　　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就曾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胜利。能否发动起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1948年8月7日至19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在石家庄共同组织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542人，其中党员376人，非党人士166人。大会代表包括了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商业家、开明绅士、新式富农、自由职业者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等各阶级各阶层人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如一位冀中的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所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民主，在这个大会上，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民主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这次大会标志着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作为地方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被确定下来。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政策，建立起了一套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主人翁意识，广大人民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了解放战争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上。在战局紧张、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效保障前方战场的军需供给，人民政府一方面实行了精兵简政，即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部队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另一方面开源节流。实行合理的负担政策，扩大公粮征收面，减少累进率，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在供应标准上，部队要高于地方，前方要高于后方，野战军要高于地方军。在解放区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

　　实践证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既是一种密切联系群众、能够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意志的制度，也是一种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高效率的政权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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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金池，祁刚利，金志奇，梁瑞英.西柏坡时期经济建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

　　[4]王宇飞，吴杰华，刘丽，李辉敏.西柏坡时期政治建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11.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文选，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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