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粮食市场视角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农业科技发布时间:2022-01-22浏览:

  摘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与市场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无论是数量型、质量型、还是可持续型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且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重心正由数量型粮食安全向質量型与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方向发展;此次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两个方面,且对国内市场产生的无形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改变中国民众的膳食理念,推动中国粮食安全的优化升级。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以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质量型粮食安全为保障、可持续型粮食安全为目标,现实操作中,可倚靠粮食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的支撑和保障,由此实现中国粮食保障的长久性安全。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粮食市场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人类需要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科技在进步,人类在发展,但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正如周立等[1]所言,当前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比2008年由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的骚动更加严重,对于全球10%饥饿人口的生存问题应得到各国更深层次的关注。然而,在这个利益纷争的世界格局下,各国携手解决人类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障碍重重。

  中国作为世界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能凭借仅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22%的人口数量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安邦兴国的头等大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粮食安全与发展的伟大奇迹,为确保脱贫攻坚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机中,中国作为“重伤”国之一依然能够保证本国粮食的绝对安全恰也是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与发展取得成就的真实写照。然而,百密尚有一疏,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有其自身的短板,如粮食的整体质量水平不高、粮食品种发展不平衡、人们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发展的隐患。在如今全球性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稳定、可持续地解决本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虽然随着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逐步稳定,国际间的粮食贸易也逐渐恢复流通,但此次疫情无外乎加强了各国对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也加剧了国际间粮食贸易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本文拟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1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现状

  本研究从数量型粮食安全、质量型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型粮食安全3个层次对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1 数量型粮食安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安全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从粮食的总产量、人均产量还是从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看都已达到历史高位,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处于历史最强阶段。回首40多年的发展,中国粮食安全已从1978年以前的粮食产量供应不足到1997年的供求基本平衡,再到目前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粮食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新阶段”[2]。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发展一直向好。

  从总产量上看,粮食生产实现了从2004年以来连续17年丰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加强。其中,粮食总产量于2019年达到过去20年的最高点(见图1),达66 384.3万t,比2000年的46 217.5万t增长了43.6%;作为主食的谷物类(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总产量也从2000年的40 522.4万t增长到2019年的61 369.7万t,增长率51.4%,比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高出7.8%。此外,2010—2018年的9年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类农作物的总产值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2),供求基本达到平衡,短期内不会出现粮食危机。其中,稻谷的总产量与总销量总体呈现低增速式增长,且总产量略高于总销量,供求关系处于紧平衡状态;小麦的总产量与总销量均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小麦的总产量于2017年达到最大值13 424万t,2018年有所下降,总销量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9 920万t,后期有所下降,但受当前中国总人口正增长的态势影响,其下降幅度不算太大,且小麦总产量高于总销量,小麦市场短期内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玉米作物是这三类作物中波动最大的产品,其总产量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26 499万t,而其总销量从2014年起持续高速增长,且于2018年供给低于需求,形成了中国玉米市场供求关系的逆增长态势。

  从人均产量上看,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在2000—2019年20年的时间内整体呈现倒U型变动态势(见图3)。其中,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均于2005年开始高速增长,且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479、448 kg;然而,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也均于2015年起呈现低速负增长趋势,于2019年分别降为472、436 kg,其原因可能是粮食总产量和谷物类总产量的增长率均于2015年后呈现低速变动趋势,而中国人口却以每年4%左右的自然增长率持续增长,因此导致人均产量逐年下降。虽然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近期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的400 kg安全线,因此短期内中国粮食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综上所述,于数量层面而言,不论是粮食总产量还是人均粮食产量,当期中国粮食安全均处于较高水平,短期内不会发生粮食安全危机问题。然而,中国粮食产量也处于67 000万t的瓶颈期,如果未来粮食产量一直得不到显著提升,且受国家总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国的数量型粮食安全优势将会逐渐弱化,因此针对如何提高国家粮食总产量的问题未来还需持续關注。

  1.2 质量型粮食安全

  质量型粮食安全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大粮食安全”概念,它不仅包括粮食质量的安全性水平需达到卫生标准,还包括粮食的多样性、可获得性以及营养价值能够满足人体健康的客观需要,是人类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后对粮食安全赋予的新要求,标志着人类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跃升。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8 000美元左右时,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水平会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3]。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2万美元,高于国际经验值4 000美元,表明中国早已有能力从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4]。随着人们对粮食安全认知的转变以及粮食消费结构的升级,这无疑对中国粮食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当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新诉求,提高国家农产品和食品的综合质量,中国政府也从法律、经济、行政等方面采取了众多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如颁布《粮食安全法》,加大对粮食市场的补贴和引导;转变政府职能,逐渐将政府在粮食市场的监管重心从经济性监管向社会性监管转移,提升社会性监管的综合能力等。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粮食的质量型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与加强。

  然而,由于中国的质量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尚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缺口与不足,接下来本研究将从“生产、销售、食用”3个环节对中国当前质量型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粮食的生产环节。生产环节作为粮食质量安全的源头,在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至少有3个问题影响着中国粮食的综合质量水平。第一,生产者的耕作态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亩耕地的务农相对收入持续下降,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务农当作副业,对耕作的关注度持续下降,影响着单亩耕地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第二,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户为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通常会选择增加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来保证粮食的产量,但该做法也同样对粮食的质量造成威胁[5];第三,粮食品种。中国目前不同种类农作物的耕作面积配比也待完善,如2019年谷物类耕作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9.0%,豆类占6.7%,油料类占7.8%,而中国每年的大豆和油料类进口数量巨大,该类作物的国内产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粮食的销售环节。销售环节也同样存在影响粮食质量的三方面因素,其一,粮食仓储方面。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依然保持着精耕细作的耕作模式,因此地方性的小型粮食仓储机构众多,然而大多缺乏科学的储备知识和完善的储备设备,导致在仓储过程中难免出现粮食发霉等造成粮食污染的事件发生;其二,食品深加工方面。很多粮食加工企业缺乏技术支持,在粮食深加工过程中造成粮食营养缺失,降低食品的质量水平;其三,销售过程方面。为提高粮食销售的利润水平,不少粮食销售商选择掺假的方式降低成本,如将进口的低质粮食与国产粮食掺兑后销售,降低市场粮食的整体质量[6]。

  最后,粮食的消费环节。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质量型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对粮食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都具有很大的倒逼效应。然而,当前中国的“三高”人群逐年增大,但营养不足人数却依然很多,2014—2016年就有约1.34亿人口[6],由此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欠佳,不利于国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为提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综合水平,需引导人们对自身的膳食结构进行调整,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1.3 可持续型粮食安全

  相比于数量型和质量型粮食安全,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才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本研究将研究视角延伸到整个粮食市场产业链条,分别从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对当前中国的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水平进行具体分析。

  1.3.1 进出口市场的可持续性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贸易谈判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分别与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以及阿根廷、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粮食进出口沟通;通过合作经营、海外并购等方式扩大海外粮食生产市场。在粮食进出口贸易中,中国也长期保持着结构性贸易逆差的形势,其中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国际进口量远高于出口量且保持逐年递增趋势,如2019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就高达353.4亿美元。大量的农产品进口虽然对中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节约具有重要贡献,但如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终究不是长久之策,且在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风险进一步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出口市场的可持续性水平将会继续降低。

  1.3.2 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粮食的生产市场一直保持着高度重视,如设立国家最低耕地红线、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后期相关的财政补贴政策[7],这无异乎对提高国家粮食生产能力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数量型粮食安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市场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第一务农收益低,相比于国际粮价,中国的粮食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单亩务农成本较高,单户耕地面积较少,使得农户种粮的净收益很少,严重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由于小农经济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此大多农户会选择增加农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以此保证耕作的最终产量,如2017年中国使用了全世界27.4%的化肥和42.9%的农药,单亩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3.5倍,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不仅造成了耕地环境的污染,而且极度降低了农作物的质量,影响耕作的可持续性能力;第三资源损耗量大,中国多地粮食生产以地下水进行灌溉,如东北的水稻种植就倚靠大量的地下水供给,长此以往,水资源难免消耗殆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水平;第四粮食科技的普适性不足,虽然国家极力号召将科技成果运用于粮食市场提高粮食产量,但当前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粮食的科技创新依然不够重视,且存在科研成果缺乏普适性的问题,制约着粮食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第五政务服务水平不高,虽然中国实行了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但在以“GDP论英雄”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出现地方政府对当地粮食生产的不重视,影响粮食产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补贴直发农户的模式有待完善,虽然每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种粮补贴,但受中国农户基数大的影响,最终发到农户手中的却很少,未达到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这些问题都影响着中国粮食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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