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组织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地方性探索与创新

　　摘要：中国的乡村问题本身就是“内外相生”的结果。文章通过剖析内生型乡村、外源型乡村、共生型乡村的不同边界发现，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乡村分化的差异。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陕西袁家村剖析乡村振兴支撑点的内生型乡村的自组织成长机理。结果发现，内生型乡村通过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人才集聚、生态转化、治理创新、平台搭建等载体，在激发共创潜能、坚守共享理念、打造共治平台方面达成了良性循环，从而解释了农民自组织的有序协同、共同目标、自我管理的生长机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自组织;农民参与

　　近百年来，乡村改造与发展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从学术研究人员到行政职员，从村野调查到乡建实践，从观察感悟到著书立说，编织了丰富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图谱。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孕育和影响了一大批乡村研究学人。晏阳初(1926)在河北定县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以及梁漱溟(1931)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在此基础上的邹平、菏泽、济宁试验区，均认为乡村是应该被改造或改良的对象，而忽略了农民在整个乡村变革历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方式从而遭遇不可避免的失敗。但《农村运动的使命》(晏阳初，1935)、《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1936)提出的平民教育、合作组织等观点对于现今的乡村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开启了个案观察中国乡村经济动力和问题的研究先河;《乡土中国》(1947)既能解释乡村经济社会的结构，也能解析传统中国乡土文化的形态与走势。费老在《乡土重建》(1948)中指出中国的乡村问题本身就是“内外相生”的结果，需要乡土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中重建起来。其后长期的乡土社会属性客观上抑制了乡村自我变革发展的作用空间，户籍制度的宽松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加快了乡土社会市场化转变的进程，进入了新乡土中国(贺雪峰，2003)，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流动中国(徐勇，2003)现象。与此同时，打破血缘联系的乡村社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与大流动下村庄治理新秩序的缺失(陆学艺，2005)并存，农村空心化与现代性转化并存，农二代、农三代的市场意识、就业观念、职业选择都有了很大转变(于建嵘，2013)，后乡土中国(陆益龙，2017)属性依然显著。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重在重塑城乡间良性互动关系，乡村价值被置于了与城市等值的架构下进入了城乡中国(刘守英，2018)阶段。如何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高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如何解决农民为核心的发展动力问题?在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如何让农民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这些问题亟待深层次思考和梳理。

　　二、城乡中国下的乡村分化

　　进入“城乡中国”阶段的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加剧、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城与乡的逻辑互动关系框架下，进一步考虑市场发育层次因素、制度规范引导因素、治理文化影响因素、政府与村社关系因素、地域空间开放因素、组织平台搭建因素等方面对乡村个性气质的影响差异，从而分化为内生型乡村、外源型乡村和共生型乡村。

　　(一)内生型乡村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大，很多乡村地区由于区位改变、交通便捷、园区经济、大企业带动等因素从传统农作区迅速向功能型乡村、综合型乡村转变。但绝大多数乡村仍然不占地理优势，或缺失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文化积淀，或没有强劲的资金支持和特有的政策照顾。对于此类远郊乡村，只能依靠自身的内在力量突破发展瓶颈。这种内生型乡村往往有着自主的市场意识传统、有序的治理规则积累、健全的组织文化习惯，乡村资源要素和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于土地和地方政府的态度产生着巨大的变化，从而具有就地城镇化型乡村的内在提升机制。

　　(二)外源型乡村

　　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开发区模式和园区经济在推进城乡产业转型、版块功能布局、资源要素集聚、城乡统筹、乡村振兴中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涉及到此类开发的城边村或飞地开发模式所在的村域，往往被当地基层政府施以宏大的区域整体开发规划和外来社会资本开发力量的强势介入，或以功能型园区，或以主题景区，或以城区扩建等方式，被动地成为新区开发对象或被上楼的新型农村社区。这类乡村往往交叉存在于部分城郊融合地带，由于乡村地缘优势或行政辖区调整因素往往附属于更为强势的外来资本，结果往往是农民与地方政府(包括开发方)的关系失衡导致的内部参与动力的不足、参与能力欠缺和集体认同失序问题，集体归属感的丧失而导致的政治参与迷茫和政府决策性依赖。

　　(三)共生型乡村

　　除了上述内生型乡村和外源型乡村外，还有一种就是基于国家或地方重大政策或改革试点而引发重大变化的乡村，这类乡村往往能借助政策创新或改革试点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与变革需求的外部推力的有机统一和转换。比如城乡统筹试点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乘接政策先发优势再加以自我发展创新引导，就可能成长为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村域。这类共生型乡村，通常兼具政府支持和市场发展的双方面影响，有较为健全的基层组织架构，以便更有效完成政策改革创新实践任务;会尊重乡村驻民差别化的发展需求，在政策创新过程中善于将内生动力有效融于外在制度设计中;同时，也能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合作中发展村集体经济，具有较好的治理秩序和治理规则。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生长点：农民自组织的成长机理

　　由前文分析可知，乡村分化究其原因是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结构动力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该部分着重剖析内生型乡村的典型代表陕西袁家村在其农民自组织的产生、成长、成熟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旨在客观刻画乡村振兴动力结构演化路径。袁家村从一个典型的关中平原空心村，经历了四十多年三代人四次转型的持续努力，发展到一村(62户/286人)带十村容纳三千多创客的小康村的嬗变，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自我振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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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农民自组织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地方性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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