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模式选择及影响机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脱嵌于乡土生活，却又在城市中居无定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有助于深化认识该群体的社会化进程和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基于CGSS 2013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越高、子女同住等因素，不论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还是租住商品房小区，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认同感在收入或者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购买住房的影响关系中产生调节效应，客观的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行为影响不大，而融入的主观心理感受却对购房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女性、已婚、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类型好、与子女同住、购买商业保险、社会认同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概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保障房社区的概率越大，劳务派遣工居住在单位社区发生比例更高，收入低、自我认同差、跟邻居交往偏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概率更高。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应该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平等权利保障、扩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农民工的保障房供给等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进一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词：住房模式;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社区类型;影响机制

　　《南海学刊》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近批准出版的学术期刊(刊号CN46-1083/C)，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管，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自2015年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作者简介：龙翠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柏艺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刘 佩，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上海 200241)

　　引 言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生于农村、在城镇就业的人群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总体上看来，农民工的主力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当前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中国城市移民的核心组成部分。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对于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市民化进程当中最大的困扰还是住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但影响其市民化的实现，而且事关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和质量。怎样有效地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乐业并转移为城市人口，对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有助于深化认识该群体的社会化进程和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

　　在国外研究中，移民是与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相对应的概念。移民住房一直是国内外城市地理研究和城市研究的重点。西方关于“移民住房”的研究理论主要可分为两种：“同化理论”和“分层理论”。前者认为，随着移民代际变化，当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后，新移民将随之提升住房地位，比如，在当地购买住房，继而融入“主流群体”。分层理论则指出，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在空间资源配置上存在等级排序，社会群体中的“主流群体”，会使用多种方法以尽可能保持他们与新移民的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既有文献表明，移民住房模式是研究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移民住房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居住流动、住房质量、住房权属等，其中，影响移民住房选择和住房状况的因素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收入、职业地位、人口生命周期(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就业地临近度、居住时间长短和制度因素等，是影响移民住房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市场供应及住房制度既定的条件下，家庭根据获取住房的能力与自身需求特征，做出住房模式决策。这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移民家庭的住房选择行为。此研究视角下的相关文献指出，移民在住房市场上的边缘化特征，主要是由其弱势的社会经济特点所导致的。不过近来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即使移民与本地居民具有一样的经济收入、家庭特征，面临一样的住房市场，移民改善住房条件和购买住房的比例还是要比本地居民低。传统的住房选择模型不能对本地居民与移民的住房选择差距作出较好诠释，亦无法诠释新移民相较老移民住房购买的明显增长现象。由此，国外一些研究开始重视社会融入、社会网络与认同、歧视与隔离、语言、移民与来源地的联系等视角，探析移民身份特殊性对其住房选择模式的影响。

　　国内学者研究農民工在务工城市选择住房模式的影响因素时，主要考察户籍等制度环境、个体经济地位、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特征等因素。具体地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年龄、性别、务工时间长短等个体特征，会影响其住房模式选择。城市对农民工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城市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农民工有更高储蓄倾向、更低的消费倾向，所以，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倾向与消费能力相应地会比城镇居民低。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的重要经济因素。因为农民工在获取收入上存在较强不确定性，即便他们的收入暂时增加了，也会把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者用于子女的教育，而不一定用来改善住房条件。另外，心理因素比如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也会影响农民工住房模式的选择，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工不愿意在务工城市购房，却愿意花更多的钱在老家乡村建房，可能是因为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农民工跟城镇居民存在差异性。

　　跟“心在农村、身在城市”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客观上缺乏农业劳动技能，可能导致乡土情结减弱，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存在事实上的脱嵌于乡土生活;另一方面，趋向于城市生活习惯，对城市的认同甚至已超过对农村的认同，却又在城市中居无定所。这可能致使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两难”困境。整体上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挣取微薄的经济收入，处于城市社会群体的底层。由于被排斥在保障房体系之外，又受到城市高房价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类型主要表现为“单位聚居型”以及“村落聚居型”。居住类型的同质化，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也呈现同质化趋势，进一步促进“贫困亚文化圈”的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能“嵌回农村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受到极大阻碍，难以实现安居乐业，继而给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城市”带来诸多挑战。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解决，既有利于抑制城市底层“贫民窟”的形成，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人的城镇化和城乡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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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模式选择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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