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摘要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

　　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

　　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增长质量;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然而，在“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中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已逼近临界值[1]。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依靠资源、环境、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模式转变成为引领“新常态”和推动中国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一方面，国家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不断提高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力度，并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实施环境保障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然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创新驱动力的形成，进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厘清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经济结构性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前转型时期学术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1文献综述

　　在现有研究中，有三类文献与本文较为相关。

　　第一类是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衡量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采用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的数量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2];二是采用污染減排成本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3];三是采用污染减排量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4];四是采用污染设施运行成本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5]。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污染排放强度来衡量环境规制，即通过对不同污染物的单位产值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和加权处理，构建一地区或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指标[6]。二是使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7-8]。

　　第二类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测算方法的研究。在现有文献中，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将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替代指标。这类方法的优点在于定量测算的同时，也很好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等因素。赵可等[9]利用DEA方法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然而，经济增长质量广义上的内涵在广义上，除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稳定性，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和增长效益的和谐性[10]。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类经济增长质量测算方法，即多种指标综合评价法。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钞小静和任保平[11]的研究，他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类相关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衡量经济增长质量。

　　之后，刘燕妮等[12]利用该方法测算了中国1978—201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实证检验了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及国际收支结构等五大经济结构的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王薇和任保平[13]结合主成分分析和熵权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性特征。此外，何强[1]将第一类方法的效率测度思想和第二类方法的多元指标选取思路相结合，在要素禀赋、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约束条件下构建随机边界异质面板模型测算经济增长效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程虹和李丹丹[14]从微观产品质量的角度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利用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三类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两种结论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即“遵循成本说”，认为在环境规制政策下，企业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费用，进而增加生产成本[15]，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16]，因此，从宏观上看，环境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17]。第二种观点，即“创新补偿说”，认为从动态上看，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18]，进而不仅可以补偿企业的治污成本[19]，还能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20]，因此，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基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赵霄伟[21]利用地级市工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的速度。

　　张成等[22]、吴明琴等[23]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创新补偿说”，他们认为长期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即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效果。还有一些学者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存在“门槛”效应。熊艳[24]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王洪庆[25]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并非线性，而是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此外，原毅军和刘柳[26]从环境规制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他们将环境规制政策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只有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费用型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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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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