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理论看文学的发生与文本解读

　　摘 要：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在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出发，可以更清晰地阐明文学产生的可能性和存在的必要性。语言符号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使得文学解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接近作者和作品的真义设置了障碍。

　　关键词：符号学  文学  文本解读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被应用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神话学、心理学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一次巨大变革，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索绪尔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诸多概念，不但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也为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后来的结构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及原型批评理论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本文以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从语言的符号性出发，讨论文学的生成与解读问题。

　　、索绪尔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提出了一系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经典概念，如语言和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和历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并由此提出了符号学应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设想。

　　在讨论语言的符号性时，索绪尔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指是符号的形式-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的内容-概念。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征。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对结构主义文论也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尽管人的言语行为存在差别，却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即语言。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福莱的原型批评理论等。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利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探讨文学的发生和文本的解读问题。

　　二、从语言的符号性看文学的生成

　　语言是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线性、约定性等特征，这一方面使得文学创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创作成为必要。

　　(一)文学的可能性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音义的结合具有任意性，也就是用什么能指来指代所指是任意的。语言对世界的描述是超越时空的，可以记录不在场的事物，可以描写过去与未来的情状，这就导致了语言的“谎言性”。此处的"谎言”并不是其常义，语言的谎言性并不是指说假话，因为语言本身就不等同于现实，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本不同一.

　　中间隔着概念，或日所指。

　　语言的谎言性使文学成为可能。语言的谎言性使其不但能够描写客观世界，还可以描绘可能世界。“我们的整个世界可以成为不同的样子，时间、空间与物质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和形状。上帝在无穷的可能中选取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可能。”刘易斯“相信存在不同于我们碰巧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其他一些可能世界。如果需要对之做出一种论证的话，下面便是。事物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它们实际状况的样子，这一点的正确性是无可争议的"。文学便是人们运用语言创造的可能世界，是作家探寻世界可能存在状态的一种尝试，通过对可能世界的描绘，作家的意图不在于想告诉读者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在于探讨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实世界只有作为诸种可能世界之一才能得到理解。"语言既是这种尝试的起点和工具，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文学世界是由语言创造的。众所周知，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作家和普通大众的区别在于语言功能作用的层面不同，在普通大众眼里，语言仅是与他人交际的工具，而对作家来说，语言是作家思考世界的工具，作家通过作品试图与整个世界交流。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发展到了极致。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意义是一个由所指无休止的指意过程中的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个性化的)言语是一种无限的被精心加工的材料。它有点像是一种超言语，真实对于它从来就仅仅是一种借口。”国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实为符号与类像所代替，是一种复制品，真实本身已经丧失了，并提出了超真实的概念，本来就没有“真实"，

　　“真实”只是人们造出来聊以自慰的一个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营造的世界不是真实世界，但可能是超真实的世界。“超真实”意味着符号所“复制的世界并不真实，但会让置于其中的人感到其就是真实的，比真实更加真实。如此，文学的本质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人们利用语言的谎言性足以编织一个谎言世界，将自我沉醉于其中。

　　(二)文学的必要性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这点超出了其他任何考虑”。但同时，作为一种符号，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的特性之一"。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为了实现存在的目的，系统必须不断完善自身，“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能指不等同于世界，但能指无时无刻都通过各种方式指向世界，文学就是语言指向世界的一种方式。

　　首先，文学语言更加精细。文学语言以其精细特征区别于日常语言，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充满了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隐喻和转喻的使用打破了常规的符号关系，使得能指获得了新的所指，所指获得了新的能指，重建了符号之间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修辞的产生正是语言为使自身更加精细的尝试，修辞并不是为了使语言更美(虽然客观上造成了这种效果)，而是为了使表述更真。徐志摩《再别康桥》中有一段文字："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诗中将“柳”比作新娘，将“我"物化为水草，其中的美自不必提，单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还有其他语言比“夕阳中的新娘”更接近“金柳”的美吗?还会有比“H心做一条水草”更能表达诗人对康桥的感情的句子吗?诗人的另外一句诗也常为人津津乐道：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该如何向读者传递女郎那“一低头的温柔"，试想，除了“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这样的比喻，还会有更合适的语言吗?因此，从文学语言精细化角度来看，语言符号首先追求的是真，其次才是美。

　　鲁迅《秋夜》开篇说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段话的"深意”至今仍时有讨论。以往人们在谈到"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现象的时候，很少从语言的符号本质角度进行解读。其实，这种表达便是鲁迅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通过能指的陌生化引发指义之联想。从语言经济性的角度来看，日常语言的表达应该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但这显然不是文学语言。“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四鲁迅通过这种超常规的复沓表达，至少在语言的形式上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体现了文学语言的精微之处，“使读者对已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而延长对之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强度，增加审美快感”。当然，其中是否另有他意，则可以另外探讨。

　　其次，文学是一个二级符号系统。“二级符号系统”是罗兰·巴尔特基于索绪尔符号理论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符号是普通的，先于作家而存在，属于一级符号系统，作家的作品是对属于一级符号的语言符号的个性化创造，属于二级符号。“文学不过就是言语，而且是二级言语，寄生意义，以至于它只能使真实含蓄意指，而不是直接意指。""按照这种理论，文学的能指由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构成，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成为能指，从而指向一个新的所指，文学活动是一个新的指意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表现便是象征。

　　“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同时，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重新指意的象征，才将作家、文本与读者联结起来。文学的作用之一便在于读者通过寻找所指的过程，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只是提供了作为一级符号系统的文本，而作为二级符号系统的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接受理论的影子。文学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它沟通了作为作家与读者的人，重塑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作家运用语言创造了一个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虽然不是现实世界，但与现实世界具有某种联系。因此，文学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反应，而非反映。

　　三、从语言的局限性看文学的解读

　　如上所述，文学以语言符号为能指，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本身的特性会影响文学的创作，也会影响文学的解读。比如激进的解构主义者们认为只有指意过程，能指并不与特定的所指相联系，所指只是指意过程中连续的瞬间和片断。如此，便只有文本间性，而没有意义了。虽然这种理论过于极端，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确实为文学的解读带来一些问题。首先，鉴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符号不是把意义包装好发给听话人，听话人打开包装就能完全理解。能指只是提示，它以某种方式指向所指，从文学的角度讲，作家对能指的选取也具有任意性，带有个人风格。正如海明威所说：“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许多他所知道的东西;如果作者写得真实，读者就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一切，如同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运动之宏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8作家在创作时可以有所取舍，但不得不说，语言符号本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作家时常有“言不尽意”之感。到了读者那里，能指仅仅是一个线索，只是冰山之一角，冰山下面的部分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强烈地感觉"，这也正是海明威提出冰山原则的基础。语言的符号属性使得文学的解读成为可能，同时，也造成了专家批评和大众批评的对立。

　　其次，语言不是现实，但人们在接受语言时往往错误地把语言当成现实，形成语言上的灵物崇拜。这种语言崇拜来源于人类早期的“模仿巫术”，弗雷泽在《金枝》中曾举了很多巫术，在马达加斯加语中，“肾死”和“射死”是同一个字，当地人认为，他要是吃了一个肾，那他就肯定会被射死。再如一个人想马上杀死仇人，便一面念咒语，一面将仇人模样的木偶焚烧或埋葬。这种原始巫术思想至今仍然存在，言语禁忌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如人们之所以忌讳数字4，是把语言里的“死”等同于现实中的“死”。在解读作品时，便要破除这种语言巫术，文学作品是高于现实的第二符号系统，应该透过语言符号探寻作品的深层意义，通过文学作品营造的可能世界去了解作家对世界的看法，重新认识现实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作品等同于现实，否则便要出现《红楼梦》是

　　“明珠家事”之谬说。

　　再次，语言的表达有两极化的倾向，这也是由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语言中对现实世界的划分经常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这一点从一些所谓反义词中反映得最为显明，如好-坏、黑-白、南方-北方等，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将本来界线模糊不清的东西对立起来，成为泾渭分明的两端。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说认为，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反映和建构的世界，语言如何描写世界，人们就如何认识世界，这极容易对文学作品造成影响。当面对文学作品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文学作品营造的世界本应该是多元的，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着不同的权力关系，作品本身是复杂的，解读作品不能二分，不能将作品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有了语言之后，人们习惯于将事物以语言命名，这种危险的命名就如贴标签一样，虽然有利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但这种标签式的表达和理解往往会掩盖很多东西，将类的、集合的特征放到具体的成员上，必然会掩盖事物之间的差别和个性。比如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时候，往往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名，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标签对于作家、作品真的合适吗?

　　四、结语

　　20世纪哲学领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开始注意到人们正是通过理解语言来理解世界的，这必然会对美学和文学批评产生影响。自索绪尔以来，符号学理论在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文学产生的可能性和存在的必要性，而语言符号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使得文学解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接近作者和作品的真义设置了障碍，使得阅读成为一种寻找所指的游戏。

　　①杨美平：《索绪尔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文论》.《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⑦⑧⑨〔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第110页，第115页，第113页。

　　③ 张家龙：《可能世界是什么?》，《哲学动态》2002年第8期。

　　④陈嘉应：《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⑤〔法]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论集》，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⑥刘松燕：《后现代真实观解析--从电影《楚门的世界》谈起》《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⑩⑪朱立元、张德兴等：《二十世纪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第238页。

　　⑫蒋传红：《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⑬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8页。

　　⑭杨仁敬：《海明威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⑮〔英]弗雷泽：《金枝》，李兰兰译，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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