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摘 要：城市群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较为突出，处于由“规模”扩大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章通过构建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运用突变级数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间内，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经历了较为显著的“S”型周期性变化趋势;京津冀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改善，但是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呈现较大幅度起伏，三者不平衡、不协调特征显著。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测度;京津冀城市群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8, this paper first evaluates the residents' health and the amount of invested resources in health-care system b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hen adopt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sidents' health level and the health resource input. Finally, the paper employs Barro's o convergence and absolute B convergence to study the astringency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go as follow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esidents' health an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is on the rise. The whole nation was in a stage of weak coordination in 2018.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exists o convergence i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valu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ith no o converge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owever, there exists absolute B convergenc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residents' health: health resources; coordination degree; convergence

　　0 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重点打造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由于在城镇化规模快速提高的同时，区域城镇化质量并未同步改善，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态问题，因此全面提升区域城镇化质量十分迫切。学界围绕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在城市群发展模式方面，Friedman(1966)[1]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Zhou(1988)[2]提出了都市连绵区模型;陆大道(1987)[3]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在城市群功能结构方面，Szafranek(2016)[4]研究了城市群核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Makhrova等(2013)[5]剖析了城市群复杂多层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及

　　边界拓展机制;方创琳等(2016)[6]构建了特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框架。在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方面，Zhou(2015)[7]建立了基于城市群结构和功能关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姚士谋等(2015)[8]论证了大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般路径;崔木花(2015)[9]

　　构建了城市群城镇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关系模型;邵俊

　　(2015)0从“基础实力”和“协同度”维度构建了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评估模型。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发展质量3大维度的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理论框架模型，具有典型的多维度、多层级特征。同时，考虑城市群结构与功能特征的系统性、完整性，既对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进行整体把握，又从局部某一特定视角对其微观层面的问题进行理解与认知，为制定提升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宏观政策及其微观化实践提供支持。

　　1指标体系构建

　　实践证明，城市群城镇化质量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交通、人口等方面，且相关问题的解决应突破行政单元限制，密切城市之间的相互关联，因而具有较高程度的复杂性，本文据此构建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理论框架模型(见图1)。也就是说，要实现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不断提升，需要统揽全局、综合运筹。如果低估了系统整体的复杂性，单纯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单兵突进”，就可能事与愿违，无法形成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系统整体优化的合力，甚至对原有系统造成破坏，引发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依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又要结合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以保证测度指标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本文采用基于目标导向的测度指标识别方法。该方法的运用是一个以研究对象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将战略目标分解成多个可量化的具体指标，再将具体指标转化为可辨识目标的过程"。该方法不仅可以较好地描述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而且能够较好地保证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识别过程的系统性及有序性。同时，还可以依据逐层分解的目标实现迅速辨识，并完成自检验，能保证与评价活动或对象的一致性。本文以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理论框架模型为基础，结合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兼顾相关测度指标的可获得性，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发展质量3大维度，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2测度方法

　　突变级数法是突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在《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一书中提出。该方法可以被用来认识和预测复杂的系统行为，对于复杂系统行为的评价效果较好，能够较好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一些微小的原因通过长时期渐变可产生"慢性沉积效应”，当达到阈值时沉积效应就会使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产生突变。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进程正处于由

　　“量”的改变向更加注重“质”的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突变级数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可以较好地揭示其存在的问题，符合当前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需要。应用突变级数法测度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基本步骤如下：

　　(1)突变系统的确定

　　根据突变理论，运用位势函数对动态的系统进行描述，其中的变量类型包括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种类型。突变级数的突变系统涵盖了7种主要类型，其中比较常见的有折叠型、尖点型、燕尾型、蝴蝶型等4种。这些常见突变系统基本类型的状态变量、控制变量、位势函数以及归一公式，如表2所示。

　　(2)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利用式(1)和式(2)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以尽可能消除量纲等的差别。

　　(3)测度指标权重确定及突变模型的构建

　　(4)突变级数值的测算

　　在完成了测度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后，需要依据与相应的突变系统种类对应的位势函数类型，确定对应的归一公式类型进行突变级数值的计算。具体计算状态变量x 的取值时，可以视情况采用“大中取小”或取平均值的方法，所得计算结果取值区间为[0，1]。具体而言，如果突变系统中的控制变量互补关系较为显著，则可以使用均值替代法;反之，如果突变系统的控制变量间互补关系并不是十分显著，则可以运用“大中取小”替代法进行计算。在解决复杂系统条件决策问题时，一般对模型中的上层指标采用“大中取小”替代法确定状态变量计算方式;而对处于突变模型中的底层指标则采用均值替代法确定状态变量计算方法。对测算之后的突变值进行比较时则应采用“小中取大”原则，即对评价对象的突变值进行优劣排序。

　　3测度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原理及基本步骤，调取《中国统计年鉴X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X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以及部分地区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趋势外推法等方法处理。据此测得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突变隶属函数值、经济发展质量突变值、社会发展质量突变值、生态发展质量突变值，即可得到相应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指数、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社会发展质量指数以及生态发展质量指数，如图3所示。

　　图3的结果表明：2007-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整体经历了较为显著的"s"型周期性变化趋势。其中，2007-2010年为第一次上升期，相应指数由0.6089增加到0.8470;2011-2014年为第二次上升期，相应指数由0.6973增加到0.8619;2016-2018年为第三次上升期，相应指数由0.7873增加到0.8768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指数在研究区间经历了显著的“S"型周期性变化，其中出现两次低谷，但原因却各有不同。其中，第一次谷底为2011年的0.6973，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正处于煤炭等资源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后期，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实现较快提升，但是区域经济体系内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加剧累积，不但使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没有实现持续提升，而且对生态环境同样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大气、水等生态承载力超负荷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加强，出现了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发展质量问题。第二次谷底为2016年的0.7873。这一时期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生态发展质量和社会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但是受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经济差异、财政收入差异及居民收入水平差异过大等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以往由于确保首都、服务京津的不平衡区域定位，使得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低于虹吸效应，使一些地级市、县域单元等错失了很多发展机遇，部分城市人均经济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加之目前尚未形成规范的跨区投资税收分配制度，北京作为很多公司总部机构所在地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而生产基地所在的城市却在税收利益分配上与总部所在地相差悬殊，加剧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局面。

　　研究区间内京津冀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改善，但是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呈现较大幅度起伏，三者不平衡、不协调特征显著。具体而言，社会发展质量指数由期初的0.4642增加到期末的0.9840，说明虽然区域社会发展质量起点较低，但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呈现持续改善的状态;经济和生态发展质量指数经历了显著的波动式演进。其中，由于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型产业在京津冀城市群区域经济结构中比重偏高，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偏重"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中接续产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冲击较为明显。测度结果显示，生态发展质量指数在2011年仅为0.5623，是整个研究区间的低谷。同时，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和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等积极因素的持续推动，尽管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出现起伏，生态发展质量指数在2011年以后呈现持续改善的态势。总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面临着城镇结构体系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具有显著的系统复杂性特征。因此，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需要从整体统筹规划，不应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领域集中发力，而要立足于整体，形成系统优化的合力，推动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持续提升。

　　4结束语

　　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内涵十分丰富，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多个子系统的复杂系统。我国城市群城镇化已经进入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区域城镇化发展质量必须同步改善。一方面，着力强化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互动发展。通过强化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补足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的“短板”，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推动各层级城市协调发展。针对京津冀城市群县域单元数量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普遍较薄弱的实际，可通过产业链分工加强县城等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经济联系，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要做好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格局。雄安新区要充分利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战略机遇，逐步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同时，还要积极增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由外部“输血”推动发展向自我“造血”自主发展的格局转变，逐步建立起技术含量高、辐射能力强的创新型、高端化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夯实区域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基础。

　　参考文献：

　　[1]Friedman J.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Cambridge:MIT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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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崔木花.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J].经济地理,201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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