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遗传”视角下民族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

　　【摘要】民族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地区文化实体遗存的聚合体，是文化复制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因其内在的文化基因而表现出类同于生物基因的社会遗传属性。然而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推拉式作用下，民族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文化基因重组、变异的价值流变及其衰减风险。如何消解价值衰减风险，推动民族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借用文化基因遗传视角，试图以文化基因作为基本单元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机理及其价值流变风险进行系统重构，从而提出新时代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精准识别文化基因图谱的整体性保护、依托社会遗传行为的外部性开发，以及走向价值提升的基因良性重组路径。

　　【关键词】文化基因遗传;民族文化遗产;价值流变;文化传播;整体性保护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城乡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文物保护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推动城乡文化遗产保护走向公众议题[1。保护与利用各类文化遗产成为显学[2-5)，作为文化遗产家族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民族文化遗产因族群形态稳定、地域空间隔离、文化系统独立，整体类型丰富、价值极高。典型如南美拉祜族，作为世居云南省临翔区深山纵谷地区的直过民族，在400余年族群繁衍过程中，因其区位屏蔽与文化隔离，完整地遗传了原真文化基因序列，至今仍延续着早期人类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房屋建造方式与村落聚居形态。调查发现，民族文化基因在民族原始崇拜与自然生存法则驱动下，实现稳定的遗传表达，衍生出传统村寨、民族建筑、手工技艺等多样化的文化遗产，形成独具高山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遗产群落。然而，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推拉式发展，造成了内在的结构空洞和表层肌理的断裂变形，文化遗产正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既有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6)、分类保护[1)、开发保护[]等不同保护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文化遗产的固态标本式留存，但多为片段式、截面式的静态保护形态，对于文化遗产代际传承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缺少系统认知，致使其面临价值恶性流变的传承风险。

　　近年来，借用“文化基因”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转为时下热点。包括文化地理、文化人类、城乡规划等学科学者基于文化基因视角开展文化遗产识别与保护等研究，如历史名村修复的模块“基因”提取、地域文化基因识别、历史街区保护、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识别等0-1]。相关研究发现，基于“文化基因”的深层次认知能够突破传统遗产保护的表象层研究，发掘其本原逻辑及其历史脉络，从而建立对本真面目和代际传承过程的系统认识，为文化遗产保护增效。特别是对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而言，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孕育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但却因其隔离性、隐藏性、神秘性特征，无法直观解读其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与价值，导致文化遗产保护流于表层。基于此，本文以云南南美拉祜族为例，尝试以“文化基因遗传”的新视角，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机理进行系统重构，以期消解新时代民族文化遗产的流变风险，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稳定传承提供新的路径。

　　1“文化基因"：民族文化遗产的遗传密码

　　1.1 文化基因概念内涵

　　基因(Gene)，也称遗传因子，是携带有生物体全部遗传信息的DNA或RNA序列，被视为生物体遗传进化的最基本单位[1]。通过对遗传密码的转录、翻译，实现生物体的性状表达。基因之于文化，成为其可识别、可传承、多样性的特征解释[1)

　　1976年，英国演化理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创造性地抛出了

　　“谜米(Meme)"假说，认为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播或模仿的基本单位[1]。伴随着文化基因假说的兴起，以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相继开展了本土化的探索，进一步将文化基因从单一复制因子认知中抽离出来，逐渐形成文化基因是民族或族群集体记忆中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的学术共识[17，且具有唯一性、外在性和变异性等特征[15-1较于生物遗传基因具象化的客观存在，文化基因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是否也具有相应的物质形态?事实上，与生物基因一样，文化基因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也是通过基因的选择性表达，形成可观可感的文化表型200。而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遗传、重组等过程都必须通过物质载体得以表现，如生物体之于生物基因。对于文化基因，以民族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聚合体成为其实体表达的重要性状。文化基因规定着整个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与形态特征的动因和决定因素[211，并通过建筑、图腾、艺术等文化要素实现外部表达与代际传承。因此，文化基因成为解读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密码。

　　1.2 文化基因类型及其识别类同于生物基因的多样性，“文化基因"随着其所表达的文化单元差异也存在多元类型。对民族文化遗产本原逻辑、历史脉络等内容的深层次认识有赖于对其文化基因的精准识别。根据识别维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基因分类，从而形成差异化的文化基因认知系统(表1)。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识别体系，一类是基于文化基因表达形态、存在形态及其遗传载体等客观静态特征为线索的识别体系，可划分为显性与隐性、物质与非物质、群体与独立等不同类型。另一种则是以文化基因遗传表达过程中动态行为及其重要性为线索的识别体系，如文化基因四分论[1偏向于多类型交织的复杂文化基因识别。

　　2基因遗传：民族文化遗产的生长逻辑

　　2.1 文化基因遗传特征解释同生物基因相似，文化基因在复制与传播过程中也具有代际遗传的基本属性。文化人类学将之称为文化基因的“遗传性”，即文化基因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在无休止的自我复制与传播过程中，可以实现文化行为、内涵的代际传递[2]，包括伴随着生物基因的先天遗传和通过“模仿”的后天习得[2)

　　对于民族文化遗产而言，这种遗传性则表现为遗产本体的全息遗传及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扩散现象两类。一方面，作为文化基因复制与传播的文化媒介，在历史更替进程中，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内在基因的稳定复制与表达，实现族群文化的形态延续，不随外部环境变化发生形衰与裂变，可以真实映射族群生活生产行为的可识别形态。另一方面，文化基因的外部传播特征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同样存在，表现为超越遗产本体的社会遗传行为。文化基因通过转接的文化产品进行二次传播，从而增强文化基因的适应能力。

　　2.2 文化基因遗传中心法则

　　社会一文化遗传基因(Social-culture DNA，缩写为S-DNA)学说认为，社会文化遗传信息流向遵循“文化基因一生产活动一文化形态”的中心法则(图1)，即文化基因经由人与物的生产转录，翻译形成特定的文化形态[24]。其中人的生产是社会成员代际繁衍与文化教育的过程，也是文化基因自我复制与转录的过程：物的生产是文化基因经由制度及技术工具实现实体化的翻译过程，最终形成不同性状的文化蛋白质(文化表型)。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文化基因在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传播过程。民族文化基因(National-ulture DNA，缩写为NC-DNA)在长时段族群历史演化过程中，依托族群成员的代际传承与学习教育实现基因的自我复制与转录，形成稳定的民族文化印记(NCRNA)，而后经由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空间环境建设等活动，实现基因的实体化表达，形成各类可识别的民族文化遗产，包括建筑、文化等物质型，及诗歌、服饰等非物质型遗产。

　　2.3 文化基因遗传要素构成

　　依据上述文化基因遗传中心法则，发现文化基因遗传表达过程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分别为文化基因本体、转录行为主体与遗传地域介质(图3)。文化基因本体，是指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储存有特定遗传信息的所有文化符号[2]，广泛存在于民族崇拜信仰、社会结构、聚落环境与技艺文化之中。转录行为主体是指民族族群的社会成员。依据转录的规模及其对象包含群体与个体两个层次。群体层面的基因转录是社会族群的文化共识，具有传承的稳定性。个体层面的则会随着个体的行为选择出现基因突变，如基因的消失与创新。遗传地域介质则是基因在自我复制、转录、翻译等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媒介的统称，既包含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承载文化基因遗传的人文环境，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地理于一体的“多维叠合”的复杂系统[11]。按照遗传地域介质作用阶段可划分为地理空间、制度环境、社 会结构、技术体系四类介质( 表 2) 。

　　3遗传风险：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流变由于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多变，生物基因表达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基因突变，以保证后代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一现象，即在尽最大可能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同时，允许环境变化下适应性变异的发生[26]。对于民族文化遗产，长时段族群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在大尺度时空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传播沿线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快速变迁，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改变21]，进而呈现出价值增减、功能转换、形态变异等"流变现象"t10)

　　3.1 价值提升：民族文化基因的创新重组

　　“基因重组”，指基因对不同DNA剪切、交换、重组形成新的遗传序列的过程[31)，是基因的“适应性”调整行为。文化基因的重组表现为文化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各种文化生态群落在不同生态环境中进行“自然选择”，建立彼此之间及其与整体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协同关系，是对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20]。在这一过程中，原有文化基因的内在结构和秩序发生重组，推动文化遗产走向新的复合形态。

　　良性的文化基因重组在保留既有文化基因的优秀序列、保证稳定遗传的基础上，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态中的优势元素，通过文化资源的转换和运作实现文化价值的积累，推动着既有的文化遗产走向创新型价值提升。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则表现为对族群所处的自然条件、空间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技术等要素的分析、选择和演替的综合结果。

　　3. 2 价值衰减: 民族文化基因的恶性突变

　　生物遗传学中的基因变异具有两面性：良性的变异能使基因得到进化;而恶性的变异则会导致遗传病变。在民族文化遗产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乡村社会环境的大力改造往往容易造成各类文化遗产形成内在的结构空洞和表层肌理断裂变形，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文化基因在演变过程中被新的社会文化要素所填充，导致原有的文化基因发生结构性突变，从而出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衰减[30)。

　　这种恶性变异既存在于基因转录翻译过程，也存在于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之中。一方面，在基因代际传承过程(人的生产)中，伴随着传承人的断代、生存环境的异化，传统文化基因转录主体逐渐消逝，民族文化遗产走向基因消失的价值衰减。同时，技术文明的革新推动着传统民族技艺变革，但也生产出混杂着多种文化基因的“伪工艺”，使得民族文化基因出现失真。另一方面，在遗产保护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文化基因的深层次认知，常采用商业化开发行为，“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保护”

　　的理念导致部分文化基因面临被敲除的风险。

　　4保护机理：基于“文化基因遗传”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文化的适应能力使其可以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表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基因的“源”与“流”，纵向与横向均表现出动态适应与代际传承特征[32]。也即是说，文化基因遗传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伴随着文化族群演变而持续不断的文化发生，不是单一时间截面的静态现 象。基于文化基因遗传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对整个动态遗传过程的整体性保护基础上。 为此，在遵循文化基因遗传中心法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类遗传要素，建立面向“文化基因遗传”行为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框架( 图 4) ，包括民族文 化遗产的整体识别、文化基因本体的谱系绘制、基因遗传行为的整体保护，以及遗传地域介质的系统保护。

　　4.1 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识别

　　首先，需要对现存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分类识别，依据“民族文化基因的不同遗传形态”划定文化遗产的原型、类型与变型。其中文化遗产原型源自于文化基因的等效遗传，在长时段族群代际遗传中未受到外部干扰，完整保持文化遗产形态原真性，是民族文化遗产谱系中最重要的内容。文化遗产类型则属于文化基因良性重组的结果，在保留原有文化遗产主体形态与特征基础上，移植部分其他文化要素，表现出功能、风貌、内容等要素重组的不同遗产类型。之于文化遗产变型，则主要源于在自我 复制过程中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的自组织 变异，或受外力作用发生的他组织变异，最终形成与原真文化遗产内容、性状、价值相差较大的遗产变型。为此，必须对民族文化遗产变型进行合理筛 选，确定有条件修复的作为保护内容，无法修复的 则应剔除。

　　以南美拉祜族传统聚落与传统建筑为例，早期因基因地理隔离，在族群演化、安村立寨的过程中，

　　民族文化基因实现高度等效遗传，在空间上形成地 理特征相似、聚落格局相似的村寨群落与建筑形制 一致、建筑技艺一致的传统建筑。而后随着外部社会文明的进入，民族文化基因遗传表达的地域介质发生改变，诱发基因变异，传统聚落生长肌理与建筑营造技艺出现功能性适应与结构性调整，出现原 型、类型与变型混杂的文化遗产群落特征( 表 3) 。

　　4.2民族文化基因的图谱绘制

　　不同类型的文化基因造就民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科学绘制民族文化基因的图谱对于解释民族文化遗产形态、功能等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整体识别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采用逆转录提取法进行基因提取，进而绘制民族文化基因图谱(图5)。考虑到民族文化基因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与多样性，综合民族历史脉络、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等因素，将民族文化基因类型划分为民族聚落中的文化基因、民族社会中的文化基因、民族信仰中的文化基因、民族技艺中的文化基因四类。以南美拉祜族为例，民族聚落中的文化基因包括建构筑物的形制、材料，以及聚落肌理、村寨格局等空间要素，是民族文化基因在空间上表达的可识别形态，反映族群代际生长的空间秩序与生存法则。民族社会中的文化基因则包含衍生于文化信仰的民族社会等级一分工结构、民族家庭分工结构等内容，规定了社会成员生活秩序与生产行为，是社会生存的文化制度。而源自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崇拜等民族崇拜行为中的信仰文化基因则是族群生长的本原逻辑，揭示了民族文化起源及其历史传承。民族技艺中的文化基因则包含了传统民居建造技术、服饰乐器手工艺技术、古根古调等技艺文化，彰显了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是族群生存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表现(图6)。

　　4.3 基于文化基因遗传行为的整体保护

　　在综合提取民族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基础上，结合其遗传表达行为，分别实施原真培育、组织修复、隔离建档、重组嫁接等保护路径，进而构建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43.1 基因复制阶段：文化基因的原真培育与组织修复

　　依据文化基因遗传中心法则，文化基因复制是基因代际传递的行为基础。基因的稳定复制则要求文化基因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状态。为此，面向基因复制过程的文化基因本体与遗传环境的原真培育尤为重要。针对南美拉祜族，这种培育行为具体表现为聚落文化基因及其建成环境的空间保护、信仰文化基因的真实记录与原真继承、社会文化基因的稳定延续与代际传递、技艺文化基因的组织学习与教育普及。

　　囿于文化基因的脆弱性与易逝性，文化基因往往会因为外力作用而发生突变、断裂与基因干扰，形成各类变型。为此，需要对文化基因变型进行提取、聚类，剔除已经不可逆的突变基因，修复可还原的受损基因片段，保证基因在代际复制过程中能维持原真状态，避免继续走向恶性突变的价值衰减。

　　4.3.2 基因转录阶段：文化基因的隔离保护与建档保护

　　生物遗传学认为基因隔离能够为基因遗传提供相对稳定、独立的外部环境，从而保持基因原真性。借用基因隔离理念，对民族物质型文化遗产进行区域整体性隔离保护[31]，如传统村落、历史建筑、文保单位等，能够保护文化遗产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不受外界干扰，实现基因的稳定转录。如南美拉祜族，对传统聚落、"栅片房”等文化遗产，实施整体隔离挂牌保护，参照文保单位保护模式，由文化部门严格划定保护对象、内容及范围，明确核心保护区空间，维持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建成环境，实现文化基因的原真保护。

　　对于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而言，由于其不存在明确物质空间实体，其文化基因主要依赖传承人进行代际遗传，因此宜采用建档立卡形式对传承人及其文化基因进行整体保护。如临翔区文旅部门，基于文化兜底工程对南美拉祜族非物质型遗产传承人全部进行建档立卡保护，并出台相关政策实施固定生活经济补贴，从而保障民族手工技艺中的文化基因能够实现稳定的代际教育与学习转化。

　　4.3.3 基因翻译阶段：文化基因的良性重组与功能嫁接

　　单一的静态隔离保存并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价值最优，依托文化基因的自由重组与嫁接或能推动民族文化遗产达成最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理想状态。在长时段历史演变中，民族文化基因充分利用基因重组优势，历经多次自组织重组与遗传表达，形成适应外部环境的文化遗产类型。为此，可以依托文化基因重组规律，在族群日常生产生活、空间环境建设与技术一艺术表达的基因翻译过程，将民族文化基因与其他文化基因实现良性重组与功能嫁接，形成新文化基因类型，并遗传表达形成新文化遗产类型[32]。而后发挥文化遗产的外部传播与扩散效应，推动文化遗产走向价值提升。如南美拉祜族将民族“栅片房、“火塘、“银泡服”等文化基因与其他社会基因良性重组，形成建筑模型、图书、纪念品等文化产品，实现文化基因的外部表达与社会传播，增强民族文化遗产的外部性开发。

　　4.4 遗传地域介质的系统保护

　　文化基因的稳定遗传有赖于特定媒介的催化与物质环境保障。如前文所述，文化基因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外部环境是基因遗传表达的地域性介质。一旦地域介质发生改变，文化基因遗传表达过程也会异化，从而偏离正常的基因表达途径，会引发文化基因的恶性突变，增加价值衰减与基因消亡的风险。为此，应建立文化基因遗传地域介质的系统保护框架，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稳定遗传。这种系统保护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应从文化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建立整个文化基因遗传环境的系统保护，即构建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环境等于一体的“多维叠合”的复杂系统，确保遗传介质的完整性不受破坏。另一方面，应针对不同地域介质的特征及其内容实施分类型精准保护，合理选择差异化保护手段与保护机理，确保地域介质的原真性及其活态性(表4)。

　　5价值期望：从“静态标本式"保护走向“动态活性化"保护

　　新时代“文化自信”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传统表象层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语境。基于“文化基因遗传”行为的民族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工作，期望通过深层次认识、解析基因动态遗传行为的内容及其特征，转变传统“静态标本化、纪念物化”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建立面向文化遗产代际传递过程的

　　“动态化、活态化”的整体性保护逻辑，通过遗产本体、遗产传承过程及其遗传地域介质的活化保护，搭建一种人、遗产、环境三者共生的活化格局。当然，本文所讨论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足之处在于这种文化基因保护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在未来仍需要结合更多的实际案例进行佐证，才能形成更具操作性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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