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献所见明清运河区域商业文化研究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交流，还成为当时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彼时大批外国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等由此经过，他们对所见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交通、水利设施、城镇乡村以及风土民情进行细笔描摹，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海外文献，如崔溥的《漂海录》、策彦周良的《入明记》以及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他们以相对客观的视角，较为详细记载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制以及社会风俗等，特别是其中对于明清运河的记载为后世研究明清运河沿岸城镇乡村、商业发展、社会风俗以及特色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考证。因此本研究探究海外文献所见明清运河区域商业文化的发展面貌，形成对本土文化的多元化认识。同时，本研究成果也将为运河沿线区域，尤其是为以聊城为代表的鲁西运河沿线区域提供新的切入点和视角，为打造聊城大运河文化公园提供材料支持。

　　一、《漂海录》《入明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与明清运河文化

　　《漂海录》是15世纪朝鲜人崔溥用汉文撰写的中国见闻录，记述明弘治初年中国国情，堪称“摹写中原之巨笔”。明朝弘治元年朝鲜人崔溥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经过运河全程，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回国后奉命将所见著成《漂海录》。崔溥经运河由杭州至北京，途经沿岸大大小小的城镇，并实地记述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临清、德州、天津等商业城市由于河运交通之便而带来工商业发展的情况，详细记述了商业发展的繁荣局面，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商业文化。同时其对运河沿岸城市、民俗、市井风情等多领域、多层面的描写，为学界研究中国南北运河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入明记》是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所著，策彦周良在明嘉靖十八年、二十八年间以副使、正使的身份取道运河进贡明朝。第一次使团沿当年崔溥一行路线北上;而第二次与第一次路线的不同之处在于由嘉兴沿运河北上。两次经过运河的实际行程分别为88天和121天，在大约同时段的运河行程中为最长。其两次均对整个行程进行详细记载，包括运河沿岸区域的經济发展，商铺文化、市井风俗等，分别形成了《初渡集》和《再渡集》。策彦周良等来华使团待遇较高，行动自由，他每到一处便出入官府衙署，结交各种人士，饱览运河沿岸风情，详细记述了其运河行程中的所见所闻，为后世研究明清运河区域商业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是利玛窦根据他本人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下的日记，由金尼阁在回国途中整理汇总而成。该书共五卷，在利玛窦传教团意图进入北京城宣扬基督教时两次提到运河，即进出北京城的必经水路。其中提到了运河沿岸省份的商船经营情况、船只属性以及运河在京城生产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运输作用。书中记述的商品种类、商业价格以及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状况为研究运河沿岸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其在传教过程中所记录的运河沿岸的城市面貌与社会风俗，也为学者研究明代社会经济与风俗提供了考证资料。

　　二、海外文献所见明清运河区域商铺招牌文化

　　明初，运河的再次疏通使横贯南北的运河成为封建政府漕粮运输的主要路线，同时使运河也成为加强南北经济交通的主要通道。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运河沿岸城市的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市镇，如杭州、苏州以及位于山东运河地段的临清、济宁和德州等。形成了著名的运河商业文化圈。策彦周良两次走水路进京，在运河沿线城市皆有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对所到之处的商业贸易也颇为关注，因此在《入明记》中对运河区域商铺贸易，尤其是招牌文字的描写不惜笔墨，其中很多都是国内文献中所未涉及的，对研究明末运河城市商业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

　　策彦周良所经之处商铺繁多，招牌林立。他对其加以详细记载，并且还对招牌上的文字内容进行摘抄。策彦周良所记录的商铺种类多种多样，如他记录的制作毛笔的商铺招牌，“王氏笔店”“精制妙笔”等;制造扇子的商铺招牌“自造时样各色奇巧扇”。医药店铺的商铺招牌“沈氏药室”等。由此可见其所记载的商铺招牌种类之繁多。不过作者记述最多的还是酒铺的招牌。如策彦曾路过苏州西北郊一酒铺，其招牌文字为：“造成春夏秋冬酒，卖与东西南北人。”经淮安府城时停经一个酒铺，并且记下其招牌内容：“勒马问樵夫，前村有酒无。”除此之外，行经镇江金山寺的酒铺时，策彦周良同样被招牌所吸引，记载到：“人世光阴花上露，江湖风月酒中仙。”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酒铺招牌文化的兴盛，不同招牌名中都透露着市井文化的繁荣趋向。由此可见策彦周良笔下明末运河沿岸丰富的商铺招牌文化，为我们进一步探知运河文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材料。

　　三、海外文献所见明清运河区域店铺酒肆文化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沿岸城市的交通状况得以改善，以运河为轴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路、陆路交通网。以这个交通网为承载，出现了许多以沿岸城市为枢纽的商业网络，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如聊城、临清、济宁等。文献中对运河沿岸商业的发展也有颇多记载。像清乾隆、道光年间，聊城商业达到极盛，使得其不仅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还享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美称。而商业的空前兴盛使得商业杂铺大量涌现。

　　崔溥在《漂海录》中记载了运河沿线酒肆的繁盛，如他写道：“二月十二日，在杭州。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满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三月十四日，晴。至临清县之观音寺前。在两京要冲、商旅辐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策彦周良在《入明记》中对所见运河沿岸城市的商业杂铺记载颇多。其行经宁波府城时，记录了许多所见商铺招牌。如“沈氏药室”“清香老酒”等。这类记载不胜枚举。此外还有许多种类的商铺，如毛笔、文集、长鞭等。又有酒屋，或帘上书“新酒出卖”，或书“莲花白酒”。同时其对制扇工艺描写颇多。如制扇者家中的无数贴牌，牌铭云：“自造时样各色奇巧扇”“发卖诸般扇面”“配换各色扇面”等。除此之外，策彦周良描写最多的便是酒家酒坊的招牌，如“上上烧酒”“钓诗钩”“莲花白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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