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浮梁瓷局性质兼论元代官窑

　　摘要：浮梁瓷局作为元代唯一官方制瓷机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专为烧造元朝宫廷用优质瓷器所设。但是跳出简短的史料记载和为数不多的考古发掘材料，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浮梁瓷局实际上与当时的海外贸易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很有可能是作为当时元朝官府海外瓷器贸易的主要商品生产机构和管理机构，而宫廷用瓷只限于每批次的上乘产品，仅占很少一部分。

　　关键词：浮梁瓷局;将作院;海外贸易;商品瓷器

　　浮梁瓷局的功用、性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前人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较多的成果，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浮梁瓷局是税收机构[1]，第二种观点认为浮梁瓷局是烧造宫廷和官府用瓷的机构[2]，还有一种观点是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兼烧贸易用瓷[3]。从时代环境和具体历史事件分析，浮梁瓷局的性质可能有不一样的解读。

　　一、浮梁瓷局的具体情况

　　史书中关于浮梁瓷局的记载有限，《元史》中关于浮梁瓷局的记载在卷八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四》“将作院”条下：“将作院，秩正二品，……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

　　关于这段记录，学界曾有过争议。一是将作院的成立时间，此前学者认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一句应断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4]，认为将作院应晚于浮梁瓷局的设置时间的至元十五年，此前的浮梁瓷局隶属于工部。但是后来有学者提出断句应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5]，将作院应与浮梁瓷局同时设置，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

　　二是浮梁瓷局辖下户口的问题。元代手工业实行匠籍制度，分为系官人匠、民匠和军匠。浮梁瓷局的瓷工为系官人匠，那受瓷局管理的人口有多少?《元史》载：“凡匠官，至元九年……已受宣牌充局使者，比附一百户之上局使资品递降，量作正九资品。”[6]浮梁瓷局为正九品，所以有学者认为瓷局管理的人口应为一百户左右。但也有学者认为《元史》编写时间为明代，记载可能出现纰漏，并根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分析浮梁瓷局真正管理的人口应为五百户之上，一千户以下[7]。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元典章》成书于元延祐七年(1320年)，记录了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到元延祐七年间元政府颁布和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其记载是相对可信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几个重要信息：浮梁瓷局与将作院同时设置，并最终归属将作院管辖;根据元胡行简《将作院题名记》载，将作院是管理制造宫廷用品的机构[8]，所以浮梁瓷局也应该是为宫廷制造提供瓷器的机构;另外，浮梁瓷局管理的人口应为五百户至一千户，制造瓷器的规模相当大。

　　然而，在讨论浮梁瓷局的性质前还需观察它的管理模式。《通制条格》卷三十《营缮·造作》载：“各处管匠官吏、头目、堂长人等，每日绝早入局监临人匠造作，抵暮方散。”[9]根据元朝的条例，浮梁瓷局的管理官员必须每天到瓷局监工巡视，直到太阳下山才能下班。这说明瓷局每天都在运作。根据上文，浮梁瓷局管辖的人口为五百户到一千户。如此庞大的群体，且坚持每天不间断地生产瓷器，生产出来的量应该是非常庞大的，必定远超正常的宫廷使用需求，因此，将浮梁瓷局简单地理解为专门为宫廷生产瓷器的机构似乎不合理。《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的金属制成品。”[10]也就说明并非元朝宫廷的所有日常用品都是瓷制品。即使是为了扩大生产基数，以求百里挑一，为宫廷提供瓷器，那剩下数量庞大的瓷器又到哪里去了呢?这就要跳出史料记载和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

　　二、元代的海外贸易

　　蒙古人重商，这与其民族历史和性质相关。他们在还没统一中国前就十分重视贸易：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下诏赦免人宿州贸易的南宋私商七十五人，“还其货，听榷场贸易”[11]。统一之后，元朝更是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元初设八处国际贸易港，后期并为三处。至元三十年(1293年)，《市舶则法》二十三条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海外贸易法规[12]。这些举措极大拓展了此前中原王朝所有的海外贸易市场和路线，而且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官方贸易尤为兴盛，见于史籍的如下。

　　(1)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船为官有，本为官出[13]。这种官本商办的形式在当时被称为官本船，属于官商的一种新形式。

　　(2)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三月，尚書省建议：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世祖钦准[10]。

　　以上的史料都表明，元代官方的海外贸易相当繁盛，尤其是官本船贸易，一度垄断了海外贸易的市场份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本船是“船为官有，本为官出”，“本”应指“本钱、成本”，也就是海外贸易所需的成本和本钱。从严格意义上说，船上的商品货物也属于海外贸易的成本，联想当时海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是茶叶、瓷器等，可知作为成本的瓷器也由官方提供。此外，官本船的贸易只需“选人入番，贸易诸货”，说明船上的货物商品等都是已经备好的，只需有人操作就可以，进一步印证官方海外贸易的瓷器由政府提供。

　　三、浮梁瓷局在海外贸易中的角色

　　兴盛的官方海外贸易需要大量瓷器。前文已经提及浮梁瓷局每天都在大规模生产瓷器，而且规格相对较高，除了供应宫廷所需瓷器外，还应剩下数量庞大的瓷器，而这些被挑选剩下的瓷器应该就是官本船上作为成本的货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元初，蒙古人大量沿袭宋制，也就沿用了宋代的官窑制度。宋代官窑之一的汝窑曾规定“供御拣选方许出卖”[14]说明官窑在经过挑选以后剩下的产品是可以用于贸易的，而元朝应该也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大量元代规格较高的瓷器的现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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