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钱谦益(1582—1664)在明末清初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受到降清变节和参与反清复明等事件的影响，其著作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后代对他的评价也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古代文坛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中国文坛唐宋诗之争的过程中，他极力提倡宋诗的价值，对扭转当时复古派主导的唯唐是尊的局面以及其后诗风由唐转宋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谦益的诗文集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入了当时的邻国朝鲜王朝，对朝鲜朝中后期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朝鲜朝中期也是朝鲜诗坛唐风盛行的年代，钱谦益诗文集的流入及其对宋诗价值的提倡，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文人，对之后朝鲜朝诗风转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朝鲜朝文人对钱氏的态度各有不同，既有接受，也有批评。本文将梳理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接受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这对于阐明钱谦益在朝鲜朝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学界有过一些关于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接受及批评情况的研究，这些研究或注重某些特定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1](3～42)或侧重于朝鲜朝个别文人与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对比，[2](229～267)或列举一些对钱谦益的关注现象与批评等等，[3](73～114)均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现有研究中也有一些误读，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接受情况的宏观把握不够清晰，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创作实践与思想观点等方面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接受的意义。

　　一、钱谦益与朝鲜朝的渊源

　　钱谦益对朝鲜古代诗文的关注集中反映在其编纂的《列朝诗集》及《列朝诗集小传》中。《列朝诗集·闰集》第六篇《朝鲜》中收录了高丽朝和朝鲜朝42名诗人的171首诗作，钱谦益在编纂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朝鲜诗选》是吴明济在朝鲜朝文人许筠的帮助下编纂的。《列朝诗集·闰集》中也收录了吴明济的序及许筠的后序，其中收录诗人名下均附有人物简介和点评等，《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朝鲜二十人》里另附了22位诗人的注解部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收集这些资料的条件无疑非常受限，从诗集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例如，金时习和李达的真名并未出现，仅分别以梅月堂和荪谷均的号列入其中。此外，月山大君李婷乃德宗长子、朝鲜朝第九代国王成宗之兄，而钱谦益根据其所参考的《朝鲜诗选》将其误认作女性，1727年朝鲜朝刊印李婷的《风月亭集》时指出了这一问题。[4](352)

　　《列朝诗集》完成之后，由于钱谦益和清廷关系恶化，诗集的印刷与流传均历经坎坷。尽管如此，这部诗集仍然为清人了解朝鲜古代诗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后朱彝尊的《明诗综》《静志居诗话》及清末龚柴的《朝鲜略考》对朝鲜古代诗人的记录均参考了该诗集。

　　同样，《列朝诗集》也因为收录朝鲜古代诗人的诗作而引起了朝鲜朝文人的关注。《列朝诗集》刊行于1652年，通过现有文献可知，最晚在1682年已传入朝鲜朝。朝鲜前期文人俞汝舟(1480—?，字师圣，号林碧堂)的夫人金氏(未详)有三首诗作被收录在《列朝诗集》中，后人俞世基(1653—?)将其遗稿汇编刊行，名为《林碧堂遗集》，俞世基在跋文中提到了友人金斗明(1644—1706)前往北京购得《列朝诗集》一事。①

　　金斗明曾于1682年10月至1683年春前往北京。与金斗明同行的还有朝鲜朝中期文人金锡胄(1634—1684)，二人作为谢恩使一同前往清朝。另一位文人李宜显(1669—1745)也在文集中谈到了金锡胄偶然从北京购得《列朝诗集小传》的经过，②这说明朝鲜朝文人之前已经知道《列朝诗集》，且对其十分重视。

　　1693年，朴世采(1631—1695)在为崔庆昌诗集撰写的跋文中提到崔诗被收录于《列朝诗集》中，[5]说明这一时期朝鲜朝文人已经熟知《列朝诗集》，且认为朝鲜朝诗人的作品被收录其中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由此可见，最早接触到《列朝诗集》的大多为京华士族，他们借燕行之机购书回国。

　　《列朝诗集》使得朝鲜朝文人开始关注钱谦益，并出现了关于《初学集》《有学集》及《投笔集》的相关记载。《初学集》刊行于1643年，《有学集》和《投笔集》刊行于1664年。最早提到钱谦益文集的是金昌协《杂识》，该书著于1691—1692年之间。③

　　在此之前，已有部分文人提及收录在《初学集》及《有学集》中的作品，如金锡胄在《次副使韵》的自注中引用了钱谦益《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谒少师高阳公于里第感旧述怀》中的诗句“朝家议论三遗矢，社稷安危一亩宫”[6]，钱诗收录在《初学集》中，金锡胄的诗则作于1682至1683年与金斗明燕行期间。南九万(1629—1711)在《甲子燕行雜录》中引用了钱谦益《和徐祯起》中的“请看典午阳秋例，载记分明琬琰垂”以及《简侯研德并示记原》中的“知君耻读《王裒传》，但使生徒废《蓼莪》”等诗句，[7《] 甲子燕行杂录》作于1684年。由此可见，这两部文集几乎与《列朝诗集》同时传入朝鲜朝。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态度差异较大，褒贬不一，初期接受较多，但得知钱氏变节一事后，后期批判逐渐增加，其原因是多重的。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首先将逐一考察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接受的具体情况。

　　二、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方式

　　从钱氏文集传入朝鲜朝的过程可以看出，在钱氏文集传入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朝鲜朝文人听说了钱氏的名声，表现出希望一睹其作品的渴望，想方设法收集钱氏文集。文臣权斗经(1654—1725)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对钱氏文集的渴求，“闻明季人家有钱受之集，甚思一见，亦尝求之不得”，称之为“奇书秘藏”。[8]钱氏文集传入之后，对朝鲜朝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由于现有研究已经对诗论部分做了充分的梳理，因此本文主要关注朝鲜朝文人在实际创作与文学思想方面对钱谦益接受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肯定钱氏文才;二是创作次韵作品;三是引用钱氏观点来支撑个人的观点;四是为钱氏编撰年谱.

期刊VIP网，您身边的高端学术顾问

文章名称：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文章地址： http://www.qikanvip.com/lunwen/zonghelunwen/2022/0119/61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