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的档案学：档案行动主义探析

　　摘 要：20世纪末，档案学者将行动主义引入档案领域，反思从社会主流群体的视角保存和阐释档案所存在的不足，倡导构建公正、多元、包容的档案空间。论文从行动目标、行动者、行动方式三个维度介绍了档案行动主义的核心理念，提出档案工作者应当通过积极的社会行动以及对社群档案自治的支持维护社会权利，系统反思档案和档案工作应对复杂社会的方式，为档案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档案事业的社会功能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方向。

　　关键词：档案行动主义;社会权利;多元主体

　　1 前 言

　　档案行动主义是国际档案学界近年的研究热点之一。[1]2000年以后，以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2]、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3]为代表的档案学者开始从行动主义的视角讨论档案工作与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角色，认为要维护社会公正，档案工作者必须转变被动的保管员角色，成为积极的历史塑造者，以积极的行动参与社会运行。2010年以后，国外讨论档案行动主义的文献明显增多，克雷格·高尔德(Craig Gauld)[4]围绕档案与权力的关系、档案职业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摩根·柯里(Morgan Currie)[5]在归档行动主义、数据行动主义等方面也做了一定的拓展。

　　档案行动主义是后工业社会面对社会高度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而诞生的一种档案理论，强调档案工作的公正、多元、包容，主张档案应当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改造力量，保护民众的各项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通过有意识地保存边缘群体的记忆，为他们的身份建构和认同以及自身权益保障提供支持。可以说，档案行动主义是关注檔案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一种思潮、一种号召、一种行动。[6][7]目前国内关于档案行动主义的介绍较少且较为碎片化，对档案在维护社会公平中作用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对于档案行动主义倡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理念，当前我国主要还是处于以档案机构为主导，社群自发参与的阶段，尚未系统探讨各主体平等合作共治的内容。因此，论文从行动目标、行动者、行动方式三个维度梳理档案行动主义的核心理念，希望从行动主义的视角，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档案工作者社会角色的问题，以及档案工作的应然社会功能实现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

　　2 档案行动主义的核心理念

　　2.1 行动主义

　　行动主义(Activism)是20世纪后期产生的一种社会力量积极行动的治理理念。柳亦博与马尔巴哈·肖开提[8]将行动主义概括为旨在打破社会治理中制度之于行动的绝对先在性，塑造社会行动的公共空间，主动向政府之外的“行动者”开放并积极维护这种由主体多元带来的差异性互补状态。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框架下，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中心—边缘”的形式，通过制度将整个社会纳入既定的治理体系，在多样的社会需求中抽取出主流的需求。但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容易忽视边缘群体的诉求。行动主义是对制度主义的解构，刘珂[9]认为行动主义是一种激发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能动性，适应未来合作社会的新型模式。具有平等身份的多元主体，以网络化结构重新建构适应风险社会的制度框架与治理体系，并以道德性和他在性为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可以看出，行动主义强调在制度理性中加入主体的能动因素，以社会自治代替全面“他治”，尊重多样和差异，维护公平和正义。

　　2.2 档案行动主义

　　档案工作在体制层面的不平等是档案行动主义兴起的背景。1994年后，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此后20年，南非积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力图纠正旧制度下侵犯人权的事实，以实现平稳的社会转型。尽管如此，民族隔阂、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等问题在南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长期存在。过渡时期的档案工作受到司法制度的制约，官方叙事仍然由少数白人精英把持，“中心—边缘”的档案工作框架无法保障非主流叙事的权利。[10]不仅南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同样存在种族歧视和忽视边缘群体的问题，自身历史记忆的缺失以及获取官方记录的艰难导致社群的档案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在此背景下，档案学者引入了档案行动主义的理念，提出在档案工作框架内应当通过档案工作者的积极行动和社群档案自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公正。

　　档案行动主义吸收解构主义思想，对主流叙事框架提出质疑，呼吁应该关注边缘群体档案的保存，保障边缘群体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支持社会群体利用档案维护各项权益;倡导构建一个公正、开放、包容、多元的档案空间，承认和接受在档案中纳入多重声音和相互竞争的叙述，让档案能够反映社会的多样性，使得档案工作能够支持社会权利。要打破原有单一的档案工作框架，构建公正、包容的档案空间，一个可行的道路就是实现档案自治。乔安妮·埃文斯(Joanne Evans)[11]认为档案自治是个人和社区以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记忆，并成为身份、记忆的记录保存者和归档的参与者，提出档案自治和档案行动主义必须超越收集记录形式和内容的局限，变革档案和记录保存系统，改变其连接和交流的方式，在整个体系中纳入社群、社会、组织，由倡导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转变为倡导公众参与构建自己的历史。

　　因此，论文从行动目标、行动者和行动方式三个维度阐述档案行动主义的理念：在目标上，档案行动主义呼吁利用档案的力量维护社会正义，关注边缘群体的档案权利;在行动者上，这一理论倡导档案工作者摒弃中立原则，积极行动;在方式上，档案行动主义则主张纳入多元的档案主体，构建网络结构的档案工作框架，如图1所示。

　　3 行动目标：维护社会公正

　　檔案维护社会公正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利用档案的证据力量维护社会正义;二是保障社会群体获得自身记录、保存自身记忆的平等权利。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会公正表现为承认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公平、公正地分配档案工作中的权力，使边缘群体能够充分平等地参与政治进程和决策。[12]

　　3.1 利用档案的力量维护社会正义

　　历史学家、档案学者兰达尔·吉莫森(Randall Jimerson)曾提出档案和记录为公众利益做贡献的四个途径：监督社会和政治领导使其为自身行为负责;通过施加压力来促进开放政府;通过档案工作纠正社会不公平;通过记录代表性不足的社会群体培育民族和身份认同。[13]哈里斯也提出“档案追寻正义”理论，认为档案工作是反对种族隔离压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者不是一个客观的档案工作者，而是一个反对压迫制度的记忆活动家。[14]档案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使馆藏更加丰富多样，而且也应该关注档案对社会的有用性，档案在维护社会正义、保存社会记忆、构建身份认同感中的独特作用。

　　档案是社会正义的记忆工具，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证据。通过利用记录社会不公的档案可以追溯历史，维护社群的合法权益;通过档案的开放利用工作，可以纠正社会的不公。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由于种族歧视和战争的因素，美国政府拘留超过12万的日裔美国人。在拘留期间，美国政府没收这一群体的部分资产并限制其活动，创建并使用档案控制他们。20世纪70年代，受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不公正现象，利用拘留期间保存的间谍记录、日语报纸、普查数据、照片、个人日记等档案维权，使美国政府承认战争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进行赔偿。[15]这一时期所保存的档案成了追溯历史、矫正过去不公正的有力证据。档案自身所具备的证据价值决定了档案是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争取基本政治权利的重要工具。

　　3.2 保障边缘群体的档案权利

　　档案行动主义针对“中心—边缘”结构的叙事框架，认为所有主体在这个框架中都应该存在表达自身话语的权利。档案行动主义直面官方、机构档案主导叙事的事实，主张转变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通过塑造历史叙事和民间话语的多元化，以塑造社会的集体记忆。[16]

　　在资本主义原有制度框架下，少数白人精英掌握保存和解释记录的权力，档案机构保存的档案或是官方主流档案，或是被限制获取的以社群为记录对象的档案，边缘群体甚至遭受被抹去生命记录的不公。在20世纪，澳大利亚政府推行“白澳政策”，近10万名澳大利亚混血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带走，交由白人家庭或者收养营抚养和授予白人教育，他们被称为“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这一群体在申请访问自己被收养的记录时，只有半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另外半数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却最终被告知记录缺失或限制获取。因记录被抹去，自身历史的缺失使他们长期处于被歧视的环境。[17]

　　要减少这种遗憾的发生，需要重视边缘群体在档案空间中的话语权，保障其保存和利用自身档案的权利，构建多元的叙事空间。因此，行动主义呼吁以新的方式部署档案，纠正“不公正”和“不公正”的权力关系，打破档案中立性的神话，承认、接受并在档案中纳入多重声音，以档案工作者的积极行动构建一个公正、包容、多元的档案空间。

　　4 行动者：积极的档案工作者

　　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档案从生成到保存，再到提供利用或者销毁各个环节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权力的干预，容易忽视边缘群体的需求及其档案的保存，整个过程本身就不具备中立性。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档案工作者必须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努力打破档案中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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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积极参与”的档案学：档案行动主义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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