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摘 要]新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建设影响的优势因素是新乡贤文化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新乡贤文化引领道德风尚;劣势因素是新乡贤文化的承载不足、新乡贤文化传播载体落伍;机遇因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新乡贤文化构筑雄厚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利于推动新乡贤文化的认同;威胁因素是乡村边缘化、荒芜化、空心化造成乡村文化的断裂以及政策下行的偏差影响新乡贤文化建设实效。乡村文化建设面对着新乡贤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全面看待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新乡贤文化;乡村;文化建设;SWOT分析

　　2015年和2016年的中央1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而“新乡贤文化”则分别被写进“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7年、2018年的中央1号文件。新乡贤文化在继承传统乡贤文化的同时，在乡贤文化背景、乡贤文化群体、乡贤文化内容三个方面展示出新的部分，体现着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诠释。近年来，诸多学者从历史角度梳理了旧乡贤到新乡贤的发展，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界定，对新乡贤治理作用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成果仅停留在新乡贤文化的积极方面，尚未将新乡贤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缺乏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分析。本文拟借助SWOT模型分析新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提出乡村文化建设应对新乡贤文化的战略选择，最终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新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建设影响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Strengths)。一方面，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推崇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与中华传统美德相一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体现。新乡贤文化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激励村民与人为善，以友好的态度处理邻里关系，有助于促进乡里和谐，提高村民道德觉悟。新乡贤文化蕴含和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乡贤文化是在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除去封建性和等级性的同时，吸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乡贤文化不仅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还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为人民更好地生活而服务的新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新乡贤文化引领乡村道德风尚。新乡贤文化引领道德风尚具体体现在每一位新乡贤的实践活动中。新乡贤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植根于乡土，涵养于村民，易于被村民认同和推崇，对村民行为具有道德指引和规范作用，对乡村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新乡贤文化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乡村风气，更具有真实感和平和感，带动村民向新乡贤看齐，形成崇德尚贤的乡村氛围。如获得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的“救火阿三”，身边始终聚集着一批人，跟着他到力所能及的地方义务救火，这是新乡贤榜样作用和凝聚作用的体现。新乡贤文化的塑造力具体体现在新乡贤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新乡贤用语言和行动作为证明，塑造出新乡贤的形象，引领乡村道德风尚，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2.劣势分析(Weaknesses)。一方面，新乡贤文化的承载不足。新乡贤是出自乡村的特殊群体，他们需要得到村民的认可与肯定，并在乡村建设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当前，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对村民的吸引力较强，村民向往来到大城市，而在城市安家的农村人又不愿回到农村，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建设主体。在实际建设中，追名逐利、趋利而行的村民大有人在，甚至某些拥有一定威信和威望的新乡贤，贪图名利、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大大限制了新乡贤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乡贤文化传播载体落伍。乡村地区由于资金不足，导致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老旧的文化传播载体——诗歌、村委宣传栏、农村阅览室方式单调、感染力不强，都难以超越时空的束缚，大大限制了新乡贤的文化创造力和乡村文化的传播力，这些都在客观方面为新乡贤文化传播设置了实践难题。由于村民文化自觉程度较低，若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传播载体，势必会产生新一轮的资源闲置，造成更大的浪费。虽然微信、微博、QQ等社交软件早已在乡村地区普及，但由于村民文化程度、新媒体适应能力和媒介素养不高等问题，使更多的村民也只是局限于基本的程序操作，并没有尝试利用社交软件的便捷性来推行乡村文化建设，以至于广大的农村青年群体精神世界空虚，日日以社交娱乐软件(如“抖音”“快手”)为伴，开始他们“娱乐至死”的直播生活。

　　3.机遇因素(Opportunities)。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新乡贤文化构筑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場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到2017年为827121.7亿元，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增长了近155倍。物质的极大丰富促成人们开始创造多彩的精神生活，人们开始关注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新乡贤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利于推动新乡贤文化的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2]。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文化建设吸引社会关注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求要重视和挖掘乡村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这不仅可以为新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持，还可以进一步奠定新乡贤文化的社会认同基础。

　　4.威胁因素(Threats)。一方面，乡村边缘化、荒芜化、空心化造成乡村文化的断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乡村人口逐渐少于城市人口。1978年城镇人口是17245万人，乡村人口为79014万人，明显高于城镇人口数;至2017年，城市人口为81347万人，多于农村人口。这其中，有逐渐发展成为城镇的乡村，也有逐渐凋零直至消失的乡村。大城市物质财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都比乡村优高出很多，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独留耄耋老人和垂髫小儿，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造成乡村的荒芜化和空心化。同时，乡村的边缘化在本质上是对农民身份的歧视，贫穷、落后的标签被强制捆绑在农民的身上。再加上社会交往关系的世俗化、物欲化、利益最大化，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评判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农村人告别故土，挤进城市，渴望通过经济条件的改善来改变命运、打破阶层的固化。与此同时，富起来的农村人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节奏，很难返乡建设，这都严重影响着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另一方面，政策下行的偏差影响新乡贤文化建设实效。政策下行需要经过各级地方政府后到达乡村，难免会有偏差甚至误解。这对政策的实施和乡村的建设都有不利影响。新乡贤是引领乡村文化风尚的人群，他们对政策的解读与宣传对该政策在乡村中的施行具有重要影响。而新乡贤中亦存在政治素养较低的人员，如若不提高其政治素养，将会造成其对政策的误解和错误的舆论宣传导向，新乡贤若未及时纠正偏差的政策宣传，将会在村民中丧失公信力，削弱新乡贤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政策宣传的状况若未及时向地方政府进行反馈，地方政府将难以在短时期内做出回应和调整，将会造成不良舆论氛围和乡村建设资源的浪费。造成政策下行偏差的主要原因有各地区实际情况的迥异、人员对政策解读的方向和程度有异、当地政府与乡村沟通存在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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