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悲剧和竹林七贤的生存范式

　　摘 要：魏晋时期，政治局面混乱，朝代更迭频繁，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文化上，经学衰败，玄学盛行，士人们在这种黑暗压抑的局面中，不得不寻求新的思想支撑和生活方式去满足生存需求。其中，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生存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们面临的境遇和选择。

　　關键词：嵇康;竹林七贤;士人;政权

　　魏晋时期，接连经历了两次“禅代”。期间，司马集团和曹氏集团两大政权集团的对抗和竞争，导致政治局面扑朔迷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士人们不仅无法施展一腔政治抱负，而且还会受到迫害，甚至于危及生命。在这样异常压抑的政治局面下，士人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排解自己内心的郁闷，最具代表性的当是这一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因为时局的动荡和统治者的压迫，他们不得不通过饮酒、清谈等方式来纾解内心的不满和惶恐。虽然他们以“竹林七贤”合名，但其各自所持的政治态度和应对当权者压迫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缘由，或许我们可以结合整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大环境来分析一番。

　　一、困顿——士人与政治

　　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接替擅权，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政治黑暗、社会

　　混乱。在“大一统”政权崩溃的桓、灵时期，发生了两次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的祸乱让士人们彻底对“大一统”政权失去了信心，对奉为圭臬的经学也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他们的思想支撑崩塌，信仰被毁灭。这种局面，加速了经学的衰败，各家沉寂的学说又纷纷活跃了起来，其中，以老、庄的道家学说，最为容易被经历了精神和身体上双重创伤的士人阶层所接受。

　　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也深入人心，经学更是统治者作为颁布行令的理论依据。但是，儒学伦理道德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性，压抑了人的情感。当时有一个叫周泽的人，“常卧疾斋宫。”他的妻子只是因为心疼他操劳去看望他，他便“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他全然不顾夫妻之情，只懂纲常伦理，遵循法度到了这种地步，已然是不近人情。从这个案例可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人性人情的压抑到了何种地步，对部分知识分子几近精神洗脑。

　　所以，随着经学的衰败，儒家传统思想的禁锢松动，士人们在经历了极度的压抑和精神的崩塌重组中，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式去解放自己。在这一时期，没有用来衡量价值和道德的体系和尺度。曹操的用人法则，“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意思是，在特殊时期，即在战争年代，用人的标准是才能第一，德行的考虑要次之。士人们逃脱了伦理的牢笼，一接触到新鲜自由的生活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极尽享乐，过度消耗自己，把这当成一种对过去生活的弥补和对天性的追求。挣脱了束缚的士人们一旦品尝到了肆意而为的快乐，便越来越放纵自己，不顾礼法，不顾世人的看法，只管自己是否快乐。他们奏乐、饮酒、聚会、清谈、寄情于山水，任性而为，无拘无束，人的欲望一旦释放，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典论》曰：“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辄去衣露形，为戏乐也。”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娱乐方式，一方面是权贵阶层骄奢淫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魏晋时期的士人追求尚“通脱”，即不讲求礼法，任意而为。竹林七贤就是一批有共同志趣的士人在动荡混乱、礼崩乐坏的时局中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团体。

　　“中国传统之士人既是人类精神、社会、道德、良心的表识，同时又是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这就使得双方的关系更加复杂。”[1]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权下，士人阶层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双方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衡也相互斗争。士人群体如何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朝代的价值取向。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局面混乱，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但同时在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方面，却是人才济济，一派繁荣。竹林七贤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纷杂的时代。魏王曹丕受禅称帝，正式建立了曹氏家族的魏朝。但是，曹丕与其子曹叡的继位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二十年，父子两人纵是再有雄才大略，也没有机会一展抱负，只能遗憾而终。曹叡去世前，把年仅八岁的曹芳托孤给了权臣曹爽和三朝元老司马懿，曹叡曾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可见其深受皇帝信重。魏明帝综合各方因素决定让曹马两人夹辅。可是，却引起了著名的曹马之争，曹氏集团和司马集团自此开始了明争暗斗。在曹马政权对峙的阶段，士人一旦踏上了仕途，就一定要选择一方阵营。所以，山涛虽有仕途之意，却迟迟不入仕，直到不惑之际，他才踏入了官场。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让他预见了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也因此有了因害怕党争在半夜“投传而去”的故事。

　　正如山涛所料，两年之后，司马懿发动了著名的高平陵之变，从此以后，天下已成司马家的天下。可是随后发酵的夏侯玄事件、毋丘俭事件等讨伐司马氏的战争，更让我们看到了曹髦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仅二十岁的曹髦亲自讨伐司马昭，却被一介武夫所屠杀，这一事件震惊朝野，司马昭却只是为曹髦安了许多罪证去试图掩饰自己的野心。在这样一个高压的生存环境下，士人们不仅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还要时刻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

　　二、献祭——悖礼与违道

　　嵇康，字叔夜，其人“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他“能属词，善鼓琴，工书画，美风仪。”却最终被“晋文帝以卧龙而杀”。

　　黑格尔说过：“冲突的悲剧性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 双方各有它那辩护的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并不是因为失败的是正义的一方，而是斗争的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彼此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支撑自己的行为，每一方都是有自己不得不去斗争的理由，悲剧的冲突性在于，并没有完全正义或完全邪恶的一方。而由于嵇康和司马氏斗争产生的悲剧也是如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了自己的“不堪者七，不可者二”，又说自己“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以此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不过是隐居避世，教子叙旧，饮酒弹琴，绝不和入世之人同流合污，自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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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嵇康的悲剧和竹林七贤的生存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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