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匡远配

　　摘要 农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文章基于2005—2018年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水足迹理论和SFA模型测度了各省每年粮食生产的生态效率，探究了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①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粮食生产生态效率整体上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其中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和云南省生态效率的上升趋势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却呈显著下降趋势。②基于空间分布的角度，地区上大致是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生态效率分布，江苏省粮食生产生态效率最高，湖南省最低。③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分组分析发现，农地流转水平为中等的省份生态效率平均值最高，低水平和高水平的省份生态效率平均值相近，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态化建设的道路上要注重适度规模经营。

　　关键词 农地流转;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水足迹;SFA模型

　　农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要素配置效应优化[1-2]。刘易斯拐点后，解决农民增收的成功实践并不能自然地解决农业生产方式或效率问题(即“蔡昉难题”)，这种恶性循环阻碍农业现代化[3]。目前中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TFP是农业转型进程中生产效率的重要体现，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农业生态化转型的终极目标[4]。因此，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来达到农产品的数量要求，还要注重生态效率达到绿色发展的质量要求。学者们对我国农业生态效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纵览已有文献，近年来农业生态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时空变化的分析和驱动因素的探究。①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分析。在国家层面上，潘丹等[5]认为1998—2009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张杨等[6]通过比较中国与国际的农业生态效率与水平，得出1994年以后我国农业生态效率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各国平均水平。王宝义等[7]的研究表明1993—2013 年我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降-升-降-升”平缓右偏型“W”结构。在区域层面上，农业生态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2004—2017年间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中、西、东北地区生态效率值变动趋势全国生态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8-9]。就省际差异而言，王宝义等[10]认为海南、上海、广东、浙江的生态效率最高，黑龍江、河南、湖南、甘肃等的生态处于低效率之列，但整体上农业生态效率的省际差异及差异变化程度相对不大。②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探究。王宝义等[10]对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人均农业增加值、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农业受灾率、农业机械密度、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财政支农水平、工业化水平、区位等则主要呈现负向效应。在此基础上，侯孟阳等[11]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郑丽楠等[1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了强驱动力，推动了农业生态化发展。

　　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13]，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0.359亿hm2耕地在不同主体间进行流转，占家庭承包确权耕地总面积的48.56%。农地流转作为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关涉经济、社会、生态等的各个方面[14]。然而，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经济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5-19]，研究农地流转生态效应的却很少。事实上，随着农地流转范围和规模的日益扩大，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20]。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发展质量要高，强调现代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1]。可见，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生态化的重要一环，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中的数据资料，结合水足迹理论和SFA模型测算了我国26个省份2005—2018年间的小麦、玉米、稻谷(包括粳稻、早籼稻、中籼稻和晚籼稻)三种粮食作物生产的生态效率，刻画了我国粮食生产生态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根据生态效率损失的回归结果，分析了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

　　1 理论与机制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等机构对生态效率的定义，其内涵可总结为以最小的资源环境影响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包含了人类需求、承载力、资源、环境、可持续等方面[22]。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渠道实现。

　　1.1 农地流转的资源整合效应

　　在以均田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地细碎化、经营分散化，一方面导致了耕地资源浪费，如数量众多的田埂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面对大量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主体，高昂的谈判、组织、协调、管理成本阻碍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农田灌溉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鼓励支持土地的合理流动，将一定范围内零星分布的农地集中起来，有效整合田埂、重新进行土地翻耕，不仅能够增加可供利用的耕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高耕地质量，从而增加农业产出。同时，土地整合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其建设成本，有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然而，有研究认为，农地利用效率与农地流转水平呈现反向关系[23]，其主要原因是在农地流转政策的推动下，经营主体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事实上，农地流转自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资源利用的效果。在当前阶段，我国农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增速递减，更重要的是，农地流转主要发生在小农户之间，比如亲戚邻里之间出于耕作方便、人情往来等考虑的土地互换，在这种情况下，农地流转实际上导致了“小农复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地细碎化的基本格局[24]，从而也就难以对生产生态效率发挥实质性的改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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