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约束

　　摘 要：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与企业、民众、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风险。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体行动的视域下，公共危机中民众的秩序维护型自组织具有复制、嵌入、相变三种机制。复制式、嵌入式、相变式自组织的任务性均很强，相变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强，嵌入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弱。它们显著区别于党政组织的强制机制、企业组织的交换机制，也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机制不完全相同。这些自组织对于解决公共危机问题、有效动员组织民众、强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受到开放性、规则性、状态性、反馈性等约束。面对挑战，我们既要通过空间让渡和规则建设来提升社会的自组织化，也要强化个人的责任性，通过提升民众的素养与能力，让个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关键词：自组织;公共危机;危机管理;新冠肺炎

　　一、問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是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给社会系统造成了各种失序和紊乱。我们看到，疫情发生后，大量民众/志愿者通过各种自组织方式进行着物资采购和运送、服务医护、保障患者、关怀弱势群体等活动，为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际上，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民众自主参与危机应对的方式有两类：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个体行动能够为应对危机增加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能第一时间提供现场救援，给组织化救援创造缓冲时间[1]。但危机中民众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故个体化的行动也会降低应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利用效率，尤其是未经专业训练的大量碎片化个体，会导致危机应对缺乏整体性而出现无序和低效[2]。因此，我们应辩证看待危机中的个体行动，扬长避短。迈克尔·布兰德(Michael W.Brand)提出了三种策略：拒绝参与;临时动员;平时就将其纳入应急体系中[3]。王宏伟提出，应该建立危机时的制度安排，进行程序化的管理，如设定志愿者集结点、通报信息并进行辅导、登记注册并进行资质审查、分配应急救援任务、监督任务完成[1]。

　　公共危机中民众的集体行动有两种路径：一是加入红十字会等灾害响应的正规组织，即他组织;二是自发自愿组织起来并开展自我管理，即自组织。目前，学界对第一种路径的研究非常丰富，而对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克兰特利和戴恩斯(Quarantelli & Dynes)将危机中临时成立的应对组织命名为“突生组织”，这类组织以一种新的结构执行新的任务[4]。从地位来看，斯托林斯和克兰特利(Stallings & Quarantelli)指出，公共危机中民众的突生组织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危机或灾害的发生必然会催生民众结群[5];张海波基于鲁甸地震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的集权体制下，灾害也会催生民众的自组织[6]。从功能来看，这种自组织行动包括损失评估与信息传递、物资筹集与分发、矛盾纠纷调解三种类型[5]，或者是救援、动员、治安、宣传等[6]。从特征来看，自组织都是自主发起、自主筹建、自主治理的组织形态[7];自组织规模都较小、存续时间都较短，结构临时性与成员复杂性是其典型特征，多数临时自发类组织会随着突发事件治理行动的终止而解散[5]。从动因来看，自组织集体行动中的个人动机是复杂多样的，往往是基于混合动机之上的意义建构[8]，弗里茨和马修森(Fritz & Mathewson)曾将危机中向灾区汇集的人分为焦虑者、救助者、猎奇者、牟利者[9]。

　　尽管既有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依旧存在如下两点不足。其一，对危机中民众自组织的价值认知不足。既有研究很少专门探讨危机中民众自组织的价值，大多将其糅合在危机中民众的个体行动和他组织的集体行动中。对其价值认知呈现出碎片化有余系统性不足、否定性有余肯定性不足的特征，这直接导致了危机应对中对民众自组织的忽略甚至拒绝。其二，对危机中民众自组织的机制认知不足。既有文献对民众危机参与的观注点主要聚焦在两端，要么分析个体，要么分析组织，而对个体结群成为组织的过程分析较少，个体化的民众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依旧是个有待打开的黑箱。将民众自组织的危机应对与个体化危机应对、他组织的危机应对混同，使得对自组织的行动机制认知不清。

　　据此，这里将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选取新冠肺炎疫情中民众自组织的典型案例，探究公共危机中民众自组织的机制，以厘清它与政府组织的行政机制、企业组织的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机制的区别，并分析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行动面临着哪些困境与不足。

　　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民众的自组织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论是在最初疫情中心的湖北，还是在其他省市，民众自组织抗疫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根据典型性、代表性、资料可得性三个标准选取互联网人Yo!群、顺丰快递员汪勇团队、风韵出行医护专车车队三个案例，采用案例深描的方式解析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本文所用的数据、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写出来”的信源，包括权威性的媒体报道、官方文件、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情势报告等;二是“说出来”的信源，即通过网络、电话等形式对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及部分志愿者的深度访谈。

　　(一)互联网人Yo!群

　　互联网人Yo!群(以下简称Yo!群)是由来自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等公司的77位互联网人自发成立的临时性的抗疫志愿服务组织，组织成员的职业包括产品经理、程序员、财务、运营等。在2020年1月25日至2月1日的六天内，该组织共对接及援助医院115家，筹集善款48万多元，捐助各类口罩5.83万个、护目镜6375个、各类消毒用品7350瓶。

　　1.缘起：基于共情的复制

　　随着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会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Yo!的微信群里也不断汇聚着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在群成员围绕疫情信息的互动中，产生了触发自组织集体行动的序参量——对灾难的共情。“大家看到武汉一线医生的事情，很动容，又很无力。”这种情感共鸣建基于成员对武汉抗疫资源供求状况的判断——严重的物资短缺。在认知选择理论中，认知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人们会选择性地感知那些他们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Yo!群成员并没有去大量收集信息、精确地衡量状况是否真的严重、严重程度几何，而只是基于一些点状的或是片状的信息做出判断，即他们选择相信武汉抗疫物资是极度短缺的。如成员CDP介绍，他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诸如医生吃泡面、医院求助等信息了解到疫情一线的医护物资匮乏，基本处于“裸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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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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