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与大众文化研究的社会主义进路

　　【导 读】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中，陶东风试图重新回到文化研究的真正起源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视域，这种回返式的转向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摆脱西方影响，走向真正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 大众文化 社会主义

　　陶东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全书共四部分，分别是大众文化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生成、传播、接受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的主题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研究。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立论基础，首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并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融合策略。在我看来，这既是陶东风大众文化研究的崭新界标，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或者以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度，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和视域，似乎天经地义。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为那些仅仅用以宣誓政治正确的八股文字感到愤怒。但具体到(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则另当别论。众所周知，文化研究是从西方舶来的，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以超克马克思主义相标榜，其概念、方法、立场、研究对象，往往带有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色彩。受西方理论影响，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援引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但总体说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公设，本土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实践，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相关的教材、专著、译著中，我们會看到各种标新立异的流派和理论，却很少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陶东风的这一理论自觉，标志着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实，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文化研究的真正起源地。我们知道，(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一战”之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而西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却相继失败，这一有违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发达的西欧国家取得胜利”之预言的事实，促使共产党人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没有重视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培育(卢卡奇)，没有注意到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农奴制俄国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葛兰西)，因此转而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虽然非常重视但未及展开的文化问题。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这一主题所做的一系列讨论，直接促生了后来的文化研究。不幸的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迭代更替，文化研究逐渐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战略，转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被视为文化研究之开端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开始，直至当下的性别研究、女权主义、酷儿理论、媒介批评、消费主义研究，文化研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这些流派往往批评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是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唯物主义，并声称自己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但事实是，随着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自足”的学科，特别是如愿以偿地进入学院体制之后，其原有的锋芒和力量便日渐衰竭，以至于被批评者讥讽为一件看似叛逆实则不过是在卖弄风情的“吊带衫”：“作为没有政治目标的离经叛道……文化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学院政治的真正成熟，标志着左翼批判力量阵地的彻底转移，或者说，标志着‘传统左翼’向‘现代左翼’的脱胎换骨。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暴动和爆破，同时也无力发起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战。……文化研究使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无害化。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扫射和文化批判。这与其说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不如说是装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时代的绚烂烟花。”[1]从这个意义上说，陶东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调，乃是一种理论的重返。这种重返，意味着从根本上对文化研究进行反思和重建，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研究试图摆脱西方的影响，实现真正的本土化，意味着将文化研究从吊带衫重新变为(理论的、批判的)子弹。鉴于陶东风作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引领者的地位，这一理论转向无疑具有一种重要的范式意义。

　　陶东风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曾经谈到，他最初进入大众文化研究时，最倚重的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准确说，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站在欧洲文化精英的立场，对以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给予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以“个性化”的伪装，对大众进行麻醉和欺骗。批判理论一言以蔽之，即“意识形态控制论、商品化工业化生产论、作品贫困论、读者白痴论”。批判理论的精英立场和激进姿态，正好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因为社会转型及自身地位下降而失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态，于是，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应对突如其来的大众文化的最为便捷的批判武器。这种基于精英立场的批判引发了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范式。但这种挪用西方理论的批判，其实是不得要领的。正如后来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港台流行歌曲、崔健摇滚乐、金庸武侠小说、王朔“痞子文学”等为表征的发生期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转型期的思想解放，不啻为一场自下而上的“新启蒙”运动。陶东风也说：“大陆批判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出现的特殊社会语境和政治文化功能缺乏本土化、历史化的研究视野和评价标准，机械套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2]5

　　陶东风很快放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批判立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陶东风的大众文化研究进入了“历史化、语境化、本土化”阶段，主要对发生期的中国大众文化进行个案研究。作为亲历者，陶东风对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突破精神专制的解放作用原本就有切身感受，但一直要到接触了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如带有自由主义取向的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哈耶克、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之后，他才有充分的自信正视自己的经验。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在方法上支持他回到历史现场，对发生期的大众文化进行重新审理。他的许多个案研究，如邓丽君与中国大众文化之发生等，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案例。重新审理的结果是，发生期大众文化的政治参与功能、社会批判功能、思想启蒙功能得到了充分揭示：“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极‘左’时期的伪集体主义、贫困崇拜与禁欲主义，肯定了物质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合理性。但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不同，这个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并不意味着公共参与的衰退或公共领域的萎缩，恰恰相反，它构成了新公共性生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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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文化领导权与大众文化研究的社会主义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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