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摘要：[目的/意义]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之一，与我国意识形态治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直面现实困境将智库深度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方法/过程]对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分别从治理内容、治理环境、治理方式以及治理目标4个方面进行研究，并依据困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结果/结论]提升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效能要从提升智库思想成果质量、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思想传播、培育引导有序的智库思想市场、增强智库调节引领水平这4个对策出发，以此形成意识形态治理内容现代化、方式多样化、环境创新化以及动态调整化，最终实现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耦合。

　　关键词：智库 意识形态治理 困境 对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赋予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更崇高的使命担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引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正向“传统管理”走向“现代治理”的趋势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相比，意识形态现代治理除了发挥政党的作用外，更加强调除政府以外的各级多元主体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整合不同主体在各个领域凝聚意识形态合力，对国家治理活动具有定向、凝聚和评判的作用[1]。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对于提高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直面现实困境有利于将智库深度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推进智库功能转化为意识形态治理的效能，实现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1 我国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困境

　　智库的意识形态属性内在地决定了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力量[2]，因此探讨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智库排名[3]，对排名前50的智库围绕意识形态相关领域，从学术文章、书籍著作、媒体发文、研究报告、媒体访谈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资料收集，对中国智库在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中的现实情况进行基本研判。总体而言，50家智库围绕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也生产出了大量相关的学术文章、媒体文章、报告内参、书籍著作等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对于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3-4]同样，当前中国智库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参与意识形态治理这一方面也有相应的困境，在思想生产、内容传播、舆论引导、掌控调节等意识形态治理环节上存在着突出问题，中国智库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路任重而道远。

　　1.1 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不足制约意识形态治理内容构建

　　意识形态治理就是要生产出能够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系化、整体化的理论学说，通过将观点、思想、理论渗透到具有实践特质的政策主张中完成意识形态治理的关键环节。而政策内容、价值理念、理论学说等通过特定的话语范畴等载体表达出来则形成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4-5]。因此，话语体系内容的构建成为了意识形态治理的邏辑起点，为意识形态治理提供关键内容和核心观点。而智库作为思想生产机构，其重要任务就是要生产出契合当前意识形态治理对专业知识和权威信息的要求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战略高度的新思想和新观点[5-6]。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愈益复杂的舆论生态格局，具体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所交织的不确定性与速度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空间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西方文化传播与本土化、民族化之间的矛盾。面对网络舆论发酵所带来的系列不良反应，更加亟需中国智库发挥思想创新能力，输出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高质量的观点思想来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和走向。但目前囿于智库思想创新能力的不足，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总体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所出现的新变化，也难以及时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6-7]。从对综合排名前50家的智库进行资料收集的结果来看，智库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型全球化与国家冲突和争端、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研究等方面。大多数研究成果还停留在理论阐释和形势分析层面，归纳总结的成果较多，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较少;学术层面的成果较多，实践操作层面的建议较少。相比之下，西方各类智库做分析的时候都是从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假设出发[8]，如“软实力”“巧实力”“中国威胁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都是西方智库精心谋划、创新发声的成果，对于传递西方价值观、引导世界舆论走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9]智库作为理论生产机构，无疑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但当前中国智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思想创新能力，难以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思想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话语体系内容的构建，阻碍着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1.2 智库的传播体系搭建不顺阻碍意识形态治理方式发展

　　智库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其影响力[9-10]，在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中，宣传和传播是极为关键的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意识形态治理的成效产生巨大影响。智库所生产出来的创新理论及思想不应仅只局限于学术圈及政界的内部交流，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理论思想传导宣传于社会大众，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理念和达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形成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传统的媒体媒介已无法满足现如今网络信息化和受众群体多元化的需求，智库思想的传播方式亟需改进创新。智库能否在传统媒体之外开拓新的传播方式直接影响着智库参与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构建和发展。具体而言，当前智库在思想传播环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对内传播缺乏吸引力，智库发声往往在网络浪潮中被不同声音所淹没。究其原因，主要是智库未能较好掌握网络媒体传播技术，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统传媒模式，强调反馈互动的有效通道，追求受传双方的自由平等，每个人都可在网络空间中创建自己的媒体账号，成为发声主体，信息所呈现出的爆炸式增长为智库思想观点的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当前不少智库未建立官方网站，未创建官方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账号，更未形成自身独立传播渠道。从对综合排名前50的中国智库进行信息搜集的结果来看，其中有3所智库未建立其官方网站，同时，将近一半以上的智库存在网站信息不全、更新速度过慢等现象。由此可见，在中国所拥有的507所智库中肯定还存在大量智库未建立官方网站、搭建官方网络平台的现象，这总体反映出的是中国智库互联网传播思维的缺乏，忽视了对互联网这一意识形态斗争重要阵地的治理。相比之下，西方智库则善于利用互联网传播的力量进行舆论引导，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有专门的互联网媒体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推特、脸书等网络社交软件将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话语体系进行“二次加工”，形成能被大众接受且简洁易懂的表达[10-11]。截止到目前，布鲁金斯学会推特上的粉丝已达到388，939人次。同时，西方智库不仅善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观点，也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制造话题讨论，比如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的一场演讲被重新剪辑编辑为“白色书写板”风格发布在YouTube网站上吸引了将近15万人观看[10-11]，实现了广传播的宣传效果。二是对外传播缺乏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智库习惯于在国内进行成果转化与传播，在国际上却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进行有效沟通，不善于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现国际上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也主要来源于西方智库对中国的描述，而中国智库对于中国发展、中国价值、中国思想等话题的阐释和发声则很少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中。总而言之，国内国际的传播体系搭建不顺，导致智库无法实施“网络式”以及“全球式”的现代意识形态治理方式，无法真正实现“多方面”“多角度”“广范围”的意识形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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