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观认同的三重含义看民族旅游地传统聚落景观的生产

　　作为民族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聚居地的传统聚落景观是本土知识与生活方式的积淀与沿袭。然而在以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为代表的当代背景下，景观系统的新陈代谢较之以往更加剧烈。于系统内部而言，国家民族自治乡镇行政管理体系的确立，地方政府、自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响应制度改革、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而做出的管治和决策，催化了聚落的“更新”(renewal)过程。而在全球化的外界作用下，犬牙交错的跨地方流动不断对传统聚落历史文脉的原真性、完整性发起冲击，流动运作的社会实践对民族聚落的景观结构和景观单元产生渐强式的影响。景观的快速演替背后，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亦随之发生重构。

　　近年来，不少民族自治乡镇，如云南西盟县县城(佤族)、屏边县滴水苗城(苗族)等，通过统一的社区规划、风貌设计等手段，将一种再现的、演绎的传统聚落景观以旅游产品的形式生产出来，重新为民族旅游创造景观资源。然则，景观虽然可被赋予消费产品的属性，但其并不具备服务对象的唯一性。被生产出来的景观在被游客消费的同时，更多地被原住民所使用。于少数民族而言，虽然对作为家乡的原真性聚落景观建立了与生俱来的认可，但当代生活与生计方式的影响使其对公寓别墅、购物广场、市政公园等产生诉求，对聚落景观抱有普世现代性的想象。那么，面对被生产出来的“当代”民族聚落景观，原真传统与普世现代之间的紧张局面是否被恰巧缓解?在旅游景观的生产语境下，原住民及游客的景观认同发生着怎样的重构?为解决疑问，有必要对景观认同的概念内涵进行回顾和梳理。

　　“景观认同”(landscape identity)是一种高度外化的认同理论，直接回应自然景观或文化景观的演变对地方社会文化结构所产生的扰动。虽然景观认同被普遍定义为“主体所察觉到的一个地方的独特性”1，然而其理论内涵远超越了这段洗练的文字定义。从结构视角看，景观语义和认同理论的双重影响将景观认同塑造成为了一个至少具有三重所指的复合概念。

　　第一，在“景观”本体的客观性和对象性规定下，景观认同直接指代景观的身份信息(identity)，即一个地区的自然或文化景观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固有属性，类似于欧盟景观公约中所采用的“景观特征”(landscape character)概念。换言之，这里的“identity”更多表达“身份”的含义，这个“身份”主要表现为景观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生态的、地理信息的或者建筑工程的意义，当然同时也包含景观过程背后的价值重构，它直接作为主体判定“此景”和“彼景”的感知或认知基础。

　　第二，微观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视角下，景观认同指伴随着主体在本土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与景观的持续交互，在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以景观意象为表征的地方依恋。在这一层含义中，个体常常被置于人-景交互的中心，主体地位突出，建构出诸如“自家院落”“自家田地”等一系列的“我的地方”。由于强调交互，故景观认同的表现往往是非静态的，涉及到主体对景观的能动改造，以及在改造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效能。相较于判别此景和彼景，这里的景观认同本质落脚于“景系自我”(landscape-related self)的探索和陈述2。

　　第三，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景观认同不再是自我中心的，而是“共同体认同”(community identity)的衍射，服务于在景观的空间范围或以视觉为主的官能体验上区分出“内群”(in-group)和“外群”(out-group)的差别。由于共同体的构成及尺度存在不同差异，景观认同也随即发生改变。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国家尺度和民族尺度的景观认同。国家尺度的景观认同诠释了政权、制度对景观的依附，例如“江山”“山河”等描述自然景观的中国古语中表达的家国情怀，又如英国湖区的如画风景成为不列颠的国家象征等。民族尺度的景观认同则指向族群聚居地各自的独特性，既包括建筑、街巷、公共空间等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独特性，又包括本土信仰寄托于自然景观而形成的自然圣境(natural sacred sites)的独特性。

　　从过程视角来看，认同是不断建构的，景观认同亦是如此，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都会赋予事件、群体甚至个人“重写”景观认同的能力3。在民族聚落景观的“当代”演变背景下，景观认同的重构不啻是原住民或游客对变化的认可与否，其至少具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景观身份的重组。在乡镇、村寨的规划及设计决策中，传统聚落景观被解构、符号化，并嫁接到更符合现代人居环境的景观形态之中，使景观特征及景观价值发生改变，形成旅游景观的资源投资。第二层是景系自我的重构。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长期积累的人-景交互关系造成冲击并生成某些新的交互模式，迫使关于景观的个人情感记忆发生改变。第三层是对景观的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当代”传统聚落景观的生产过程建构了地方的本土现代性，并以景观为媒介向群体进行灌输，在强化、放大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本集体共有的对传统聚落景观的认同感。

　　在整个景观认同的重构过程中，景观身份的重组发挥着核心作用。无论是个人、内群或是外群，主体对景观的认同需要具体的对象寄托，这些对象构成了景观认同的“锚点”，诉诸某些共有的价值观念1，诸如佤族的木鼓、傣族的竹楼、彝族的火把广场、哈尼族的地母圣林等，这些物件、建筑、空间乃至自然环境，倾诉了族群内部流通的习俗、信仰、历史事件等。权力机关对传统聚落景观的解构与符号提炼，本质上是利用锚点来凝聚景观的共同体认同。当再建构的锚点充斥于整个聚落环境内时，景观共同体认同的凝聚程度甚至会超越原有状态。此时，外群对聚落整体的景观意象变得更加明确，原住民的文化自信较景观更新之前反而更加强烈，出现了认同理论中的“凸显”现象。乐观地讲，在当代少数民族聚落的地方管治过程中，当对锚点的再建构维系于一个恰当的范畴时，通过规划、设计途径生产出来的现代本土景观确实会收获认同的凸显，因而这种管治手段似乎是值得提倡的。

　　然而，锚点的再建构并非是摆弄景观认同的便利工具。通过景观身份的重组来获取共同体认同，这一过程架空了日常生活积累形成的景系自我，使景观认同的整个系统处于一种非稳定状态。对此，有学者提出认同涉及的核心认知过程是“去人格化”的，其将自我视为是内群的组份，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2。个体与景观的日常交互既为自我产出了个人的情感记忆，又为对象加饰了私人化的景观特征，使从属于同一类型的不同景观单元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个性因素。而景观生产的手段泯灭了景观单元的个性，将“扎西家的房子、尼玛家的房子”等个性问题视同于“藏族村镇的房子”的一般性问题，致使个体致力于景观改造时的自我效能被迫抽离，从而削减了个体认同，使建构在个体基础上的共同体认同出现不稳定结构。故此，在历经“整体协调”和“规范化”的景观生产过程后，原住民在应对外群时虽然表现出认同态度，但在自我层面则可能保留个人看法。

　　而在旅游活动的语境下，基于日常生活的景系自我也在认同过程中表现出了愈发突出的作用。由于景观的审美判断已经从“如画风景”的超功利鉴赏转向为全身心投入的“介入式”品鉴，传统聚落景观的旅游体验也随之超越了游客对东道主的凝视，发展成为对旅游地人景交互的日常生活美学的体察，以及体察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纯粹个人的感悟。为回应文化商品化所导致的“失真”现象3，景观认同已经不再是内群(东道主)为迎合外群(游客)的猎奇心理而刻意建构出来的地方营销的噱头。游客在日常生活化的旅游体验中建构与原住民相似但又不同的景系自我，期望在对传统聚落的認同感上能够与原住民产生更多交集。因此，相比那些明确针对游客的土特产商场、餐厅、酒店、人造景点等唯消费的市场主义景观，游客更对自发形成的非规范性集市或者占用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的晒场感兴趣。与游客交互的景观不再被生产成为与原住民的认同相异化的存在，景观认同从关注景观身份的独特性、内群外群的社会区分转换为游客与原住民在景系自我层面的共享。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景观认同的聚焦由强调“此”与“彼”的差异性转变为关注共性的发展趋势。

　　(第一作者系该院讲师，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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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从景观认同的三重含义看民族旅游地传统聚落景观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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