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对于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下，构建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采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以辽宁省为例，计算其2006—2016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分析影响协调的因素，并利用基尼系数模型对其协调发展进行预警研究。结果表明：①海洋生态子系统仍是实现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②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实现了从严重失调到中度协调的转变，这期间复合系统协调度未超出基尼系数警戒值。

　　关键词：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距离型协调度;基尼系数;协调;辽宁省

　　0 引言

　　“十二五”时期，辽宁省在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近岸海域污染严重等问题[1]，这说明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系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海洋经济发展也进入了转型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追求。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协调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协调发展”理念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辽宁省在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协调理念为指导，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协调。

　　目前，关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促进系统协调发展的方法研究。Porter Hoagland[2]通过编制指数对海洋生态指数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Robert Costanza[3]概述了海洋生态、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进行估计，提出了关于海洋可持续的管理思想。国内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及评价、系统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分析、系统协调发展模式的研究。王嵩等[4]学者基于共生视角，建立Logistic模型和PSIR模型，利用共生系数，揭示出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规律并提出建议。狄乾斌等[5]学者基于交互胁迫理论验证了辽宁省沿海6市的海洋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交互胁迫关系，并通过建立耦合模型对辽宁省沿海6市海洋复合系统的时空协调度进行测算和分析。彭飛等[6]学者通过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性评价模型，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及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

　　综合来看，尽管对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国内对于近些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也不够充分，针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研究还需重视和强化。本研究利用2006—2016年的海洋相关数据，应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协调度，通过其年际变化来验证以往实施的促进协调的措施对解决系统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否起到作用;并通过建立基尼系数模型，测算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基尼系数是否超出不平衡测度警戒值。同时，应用基尼系数模型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辽宁省近些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研究的不足，以期为实现辽宁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处理方法

　　1.1.1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数量级及正负取向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7]。

　　1.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使权重赋值更客观，本研究应用均方差权重法对指标进行赋权[8]，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

　　1.2 综合评价指数Z=ni=1xiwini=1wi式中：z为综合评价指数;xi为规范化处理后的第i项指标值;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n为指标数量。

　　1.3 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

　　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是用系统间的特定距离来表示系统间协调程度的方法，应用最广泛的是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评价[9]。对于给定的综合发展水平为E1、E2的S1、S2系统，在反映系统或要素功能度的基础上，基于系统整体思想，采用几何平均法得到两个系统的协调度，表示为：D=E1×E2E1+E222k×(αE1+βE2)

　　(1) 基于系统协同论和离差原理，将公式拓展到3个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则综合发展水平为E1、E2、E3的S1、S2、S33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D=W×V

　　(2)

　　W=E1×E2×E3E1+E2+E333k

　　(3)

　　V=αE1+βE2+λE3

　　(4)式中：D为两系统协调度;D为三系统协调度;W为S1、S2、S33个系统的总体协调系数;k为调节系数(k≥6)且一般取k=6;V为系统总功能度;α、β、λ分别代表系统S1、S2、S3对应的权重。在E1≥0、E2≥0且E3≥0的假设前提下;E1=E2=E3，即3个系统同步发展，亦即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同步发展时，D达到最大值，S1、S2、S33个系统达到最佳协调状态。

　　1.4 基尼系数模型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后又被延伸到衡量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状况[10]。常见的是用于衡量地区间的差距，本研究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地区内不同系统之间发展的差距，即辽宁省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发展不协调的测度，并通过计算结果看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是否超过警戒值。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是[0，1]，越接近于0，说明系统之间发展越均衡，越接近于1，说明系统之间发展越不均衡，国际上以0.4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值[11]。其具体计算如下：G=2NNi=1ixi-N+1N， xi=yiNi=1yi

　　且x1

　　1.5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6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辽宁统计年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合理性、可比性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科学性、层次性的基础上，从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中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分析

　　通过图1可以看出，海洋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在2006—2016年波动较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1年为第一阶段，经济指数先上升后持续下降，随即大幅度上升，上升到与下降前相近的水平;2011—2016年为第二阶段，经历两次先下降后上升，随即小幅度下降，第二次下降和上升的幅度很大。海洋生态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1年为第一阶段，经历两次先上升后下降;2011—2016年为第二阶段，其与经济指数的第二阶段变化一致，但2011年与2012年的经济指数比生态指数高出很多。海洋社会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3年为第一阶段，指数总体上缓慢上升，数值差距不大;2013—2016年为第二阶段，经历两年迅速上升随即小幅度下降。

　　生态指数在2009—2012年持续走低，期间经济指数2011年大幅提高且比生态指数高很多，除单一的经济目标追求外[12]，还有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影响，在没有积极的宏观调控(人为因素)下，它会持续走低，2013年生态指数骤升说明政府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并对生态问题進行了治理;社会指数虽然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2006—2013年的数值一直很低，2013年骤升说明政府开始重视海洋社会子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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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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