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综合论文发布时间:2020-10-14浏览:次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成果;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观点和看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厘清两者的融合和发展,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国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然而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正是这样包容万象、悠久绵长的发展过程,让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具有三个比较显着的特质,即兼容和开放、理性和人文、科学和智慧。
(一)兼容和开放。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自成一体,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个能够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大系统,因此它具有广袤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秦汉时代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汉民族文化,随后又出现了几次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融,文化内部不断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凝聚成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大系统。另外,由于疆域的辽阔,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其他种种历史因素,各个地方文化又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东、南、西、北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
(二)理性和人文。
有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欧洲启蒙运动是真正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实不然,人类封建历史中,中国浓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与几乎其它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统治之下的大环境对比之下显的格外不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追根溯源可到西周。西周虽然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但骨子里却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到了春秋时期,许多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他们重视宇宙的地位,看重现实生活的意义,尊重客观规律,主张以法则、规律来衡量一切,这些都是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科学和智慧。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上和科技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天文学、数学、地学和医学等几个方面。天文学方面,中国有最先进的历法;数学方面,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值制计数法;地学方面,中国的地动仪领先欧洲一千七百年;医学方面更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果。封建时代的中国技术成就更是突出,四大发明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所公认。基于以上这些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性也体现在它的政治制度方面。封建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为经济基础而服务的。秦汉以来,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历代君主为维持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长盛不衰,采取各项政策、制度加以巩固和维护。如科举制、分权制、监察制等。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许多思想观念跨越了时空的阻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均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鉴于如此多的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可以获得强大的思想共鸣。
(一)唯物主义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王夫之的“天下惟器”、张载的“太虚即气”,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而王充《论死》之篇,范缜《神灭》之论,更是无神论的重要着作。在自然观方面,人们积极探索自然界物质基础,提出阴阳、“五行学说”观念,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五中物质具备五种属性:木有发育、拓展之性;火有热烈、发散之性;土有孕育、收获之性;金有稳固、坚实之性;水有滋润、涵养之性。这种最初的唯物论思想,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和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物质性的肯定。
另外,在西方哲学史中,唯心主义哲学的服务对象是宗教。但在中国哲学中,尤其在宋、明时期的哲学中,唯心主义却与无神论在一定范围内结合起来。孔子、老子、庄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斥宗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强烈的宗教情节,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因为主张无神论而遭到排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宗教信仰国家由于对信仰对象的排他性,却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辩证思维。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注重运用“两点论”,联系地、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当人们运用辩证思维来思考问题时就不会陷入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误区。《矛盾论》中曾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1]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着初步的辩证唯物思想。中国的传统哲学独具一种特色的辩证思维方法。如老子的“观复”,在动静的统一中把握动静的对立;庄子的“以明”,通过对立面的相互转换、相互渗透,把握对立中的统一。儒家的中庸之道,要求妥善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遵循“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原则,把握住其中的尺度,保持平衡。中国传统哲学的上述思维方法,与其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和马克思主义中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马克思强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实践观的理解。如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就蕴含着“知行合一”的思想,再如“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也是在说知行合一。王夫之认为:“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告诫人们在求知和道德修养上要身体力行。
(四)群众史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群众史观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一般地说对社会发展起着主要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史观的实质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是为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作哲学上的论证的。在夏朝,《夏书》的佚文就有“后非众无与守邦”的说法。孔子指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春秋谷梁传》则说“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政治家贾谊不仅重新强调“民者,诸侯之本也”,而且具体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唐太宗则从隋亡的教训中,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总之,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都强调和肯定了人民的力量和利益。
(五)解放全人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亦有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展现的思想皆能体现中华儿女的济世情怀。中华民族的济世情怀、人文理想一方面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另一方面来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相似的济世情怀和天下情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里落地生根。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经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在中国这块沃土落地生根,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更是因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契合之处,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根基、易吸收、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促使其留精华去糟粕,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所必须坚持的重要举措,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意义。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和创新性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本身具有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论方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将一些抽象的原理通过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为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推动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思想认知和行为准则对后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除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外,还应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将两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同志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其优秀元素,立足现实,结合时代,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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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和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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