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邻避冲突案例看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

　　摘 要：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平台迁移”：社交媒体用户大规模地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渠道、方式和影响也随之变化。我国网络动员平台迁移折射出规律性特征，互联网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包含冲突发起、冲突扩展、政府管理、平台支撑四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以“邻避冲突”领域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别通过论坛、微博与微信进行网络动员，发生显著“平台迁移”。当前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呈以下态势：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议题变窄，集体行动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次化解更难;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关键词：平台迁移;政治机会结构;网络动员;邻避冲突

　　“论坛已死、微博已衰、微信崛起”所生动描述的正是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平台迁移”。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集体行动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在时间上近乎重叠[1]，互联网社交媒体与邻避冲突之间存在高度嵌合，邻避冲突过程中的网络动员方式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平台迁移”。

　　本文拟用调适后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选取分别通过论坛、微博、微信开展动员的三个典型的邻避冲突案例，对比分析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在近十年来的发展态势，历时性地梳理互联网为我国集体行动提供的条件与约束。

　　一、分析框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及其调适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于分析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平台迁移现象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脉络

　　1973年，艾辛杰在解释美国城市抗争行为发生频率时率先提出：集体行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民众愤恨情绪的强弱或能够利用资源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政治系统开放程度所带来的政治机会的多少——绝对开放，无需抗争;绝对封闭，无法抗争;半开放半封闭，抗争较多[2]。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甫一提出就迅速走红。蒂利(Tilly)和麦克亚当(McAdam)分别把政治机会机构作为诸多影响因素之一引入到他们的解释框架之中。蒂利认为“政治机会或威胁”是决定集体行动成功与否的六因素之一，麦克亚当提出集体行动是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强度和认知解放共同影响的结果[3]。

　　随后的一些学者将政治机会结构看作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分析视角。基茨切尔特(Herbert P. Kitschelt)在解释法国、瑞士、美国和西德四国反核运动的策略和影响差异时，提出政治机会结构包含资源的具体配置、社会动员的体制安排和历史先例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限制或促进运动的发展。[4]泰罗(Tarrow)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抗争中始终如一，但未必是正式的或长久的解释维度，具有为集体行动创造参与动机的政治环境因素”[5]。奈特维克(Nentwich)提出政治机会机构是“公民可以获得的，能够借以进入公共领域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6]。

　　与此同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比如，“像块大海绵，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无法证伪、循环论证等。但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在这种批评声中不断地确定自己的理论位置：首先，强调政治机会结构构成变量的“政治属性”“结构属性”，排除那些非政治性或非结构性的因素;其次，在强调某一因素对集体行动具有影响时，进一步分析其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

　　(二)邻避冲突网络动员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只有在作出本土化和个性化的调适之后，才能有效分析我国邻避冲突领域网络動员的平台迁移现象。结合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格局、中国互联网管理制度、邻避冲突网络动员的特点等因素，可以将互联网领域政治性、结构性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四类十二项(详见表1)：“冲突发起”着眼于集体行动发起者对互联网平台的主动性利用，“冲突扩展”侧重于旁观网民对集体行动的态度、影响和推动，“政府管理”与“平台支撑”主要分析政府、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措施对集体行动构成的影响。这四类因素不仅涵盖面广泛，而且彼此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发起者是网络动员的起点，旁观网民的参与度是网络动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评估指标，政府管理是大规模网络动员必然触发的社会反馈，政府管理网络动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进行的。

　　1.冲突发起的政治机会结构

　　冲突发起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互联网平台为邻避冲突的前期酝酿、中期组织和后期协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互联网社交媒体拓展了网民实现民主权利的机会，发展成为国内不容忽视的政治参与平台，为邻避冲突发起创造的政治机会主要表现在：(1)意见表达，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主要表达对象是地方政府;(2)宣传和串联，通过信息的扩散、情感的支持，居民共同决定发起邻避抗议活动;(3)组织化，产生邻避行动的领导中心，并开展部署活动。

　　2.冲突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

　　冲突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邻避冲突从地方的、邻里的抗议扩展为全国关注的事项，从单一的邻避议题扩展为环保、民主等议题，从针对具体的地方政府扩展为针对一般的地方政府行为的机会。互联网扩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地域限制，提升了信息扩散的范围和时效，地方性的邻避冲突也可以借此获得扩展，这主要通过以下渠道：(1)接收不同意见，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对邻避行为的批评和反对，在深度论辩的基础上推动当事人的理性反思;(2)连接社会精英，赢得网络意见领袖的关注;(3)嵌入更大社会运动，成为环保运动、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议题获得升华，获得更广泛群体的支持。

　　3.政府管理的政治机会结构

　　政府管理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国家对于特定社交媒体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对于网民開展邻避冲突动员所构成的影响，主要包括：(1)政府监测，发现邻避冲突动员信息的能力，是政府开展后续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通常包括人工检测、软件检测和外部举报;(2)政府审查，对威胁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违法和不良信息采取的删除措施，也包括对信息发布者的告诫或惩罚措施;(3)政府引导，根据监测到的有关邻避冲突的社情民意，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宣传和引领。

　　4.平台支撑的政治机会结构

　　平台支撑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交媒体经营企业的平台定位、发展战略、管理方式等对邻避冲突动员构成的影响：(1)平台定位，同样是论坛、微博或手机端社交平台，但是定位不同决定了其内容和影响的不同，比如微博、论坛可区分为主打时政、娱乐或休闲，微信和陌陌则分别定位为熟人社交和陌生人交友;(2)使用条件，主要是指平台使用的设备条件、网络条件;(3)管理方式，论坛版主、微信的群主、微博的博主在管理权限方面各有不同，用户彼此之间沟通互动方式也差异明显。

　　二、论坛、微博与微信动员：三个邻避冲突案例

　　根据论坛、微博和微信出现与兴起的时间以及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别选取以下三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1)发生在2007年的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案例，此时微博尚未兴起，论坛在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发生在2012年的浙江镇海PX项目案例，微信尚未流行开来，微博的社会影响力达到鼎盛状态;(3)发生在2016年的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案例，相对于论坛和微博，微信在该事件中的作用具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前两个案例，不仅获得了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大量关注，而且研究者们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而第三个案例，则主要是通过参与观察、电话访谈等多种途径获得的信息。

　　(一)论坛动员：2007·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案例

　　2007年1月，《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有望在下年建成“本市最大垃圾焚烧厂”，选址为海淀区六里屯。当地居民通过报纸得知该消息后，迅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一系列“反建”行动：“拜访”海淀区市政管委会，多次前往海淀区政府上访，组织签名活动，向有关机构递交材料等。6月，国家环保总局作出暂停焚烧厂建设的行政复议决定[7]。

　　网络论坛在当时的网民使用率为36.9%，仅次于电子邮件、搜索引擎。截至2007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发展为1.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北京是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省份，约为30%。此时的网民，70%以上在30岁以下，40%以上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76.9%为城镇居民，13%的家庭拥有上网条件。上网还主要属于城市高学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8]。

　　网络论坛在此次事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地居民的高度重视并发挥了重要影响。事件参与者回忆：“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表达诉求的渠道，网络论坛是最方便最能引发舆论关注的形式”。居住在中海枫涟山庄、百旺茉莉园和颐和山庄的选址附近小区的年轻居民迅速通过搜狐业主论坛，勇敢且有理有据地表达了反对建设焚烧厂的意见。随后，论坛又成为当地居民协调动员、发布通知、公开政府文件的重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六里屯各网络论坛的版主统一步调，在一夜之间删除了有关垃圾焚烧的帖子。这充分展示了居民使用论坛的理性、大局观和纪律性[9]。

　　(二)微博动员：2012·宁坡镇海PX项目案例

　　2012年10月，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内的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拟扩建炼化一体化PX项目，引起了当地村民和宁波市民的激烈反对。初期，上百名村民多次到镇海区政府门口集体上访，而后发展到约5000人阻挡通往镇海区的主要道路，最后抗议活动蔓延到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28日晚，宁波市政府做出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做科学论证”。

　　微博在此次事件的发生之时，刚刚确立最流行社交平台的地位，BBS论坛等社交平台近40%的流失用户都转向了使用微博[10]。在2012年，BBS论坛等老牌互联网应用使用率持续走低，微博用户持续增长，微博用户在当年年底达到3.09亿，较上年增长了5873万，年增幅达到23.5%。连续两年的高速发展，微博已经成为当时网民使用的主流应用[11]。普通用户、意见领袖以及传统媒体获取新闻、传播新闻、发表意见、制造舆论的途径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微博，微博成功占领了网络舆论传播中心的地位，重塑了社会舆论生产和传播的机制。

　　微博用户尤其是网络大V在推动事件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政府也对微博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1)网络大V积极关注，赵楚、姚晨(微博女皇)、陈坤(微博之王)、华少、高圆圆、于嘉、乐嘉等人纷纷通过微博“撑”宁波市民的抗争活动，大V贴文动辄转发上万次、评论上千次 [12]。(2)微博谣言层出不穷，官方辟谣难以应对。诸如“宁波大学生死亡”“PX 属于剧毒，致癌，畸形”等谣言传播范围广、影响较为恶劣。(3)“宁波市镇海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不断表达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回应网民的关切。(4)微博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管制;23日，“镇海”“PX”均成为敏感，大量相关信息被删除;27日，宁波地区的微博用户无法在微博上发送图片，发送任何图片的反馈信息都是“信息违法”[13]。

　　(三)微信动员：2016·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案例

　　2016年4月，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规划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入选址公示阶段。当地居民在得知项目规划相关信息后，在19-21日的3天时间里，迅速动员并发起了抵制活动：“封堵道路，冲击区管委会大楼，打砸公共财务”。21日晚，海盐县政府发出公告：“海盐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停止”。

　　此时，微信已经是国内最流行社交平台，微博显著衰退且进行了深度转型，微信也深度进入到海盐当地的社会生活。(1)微信用户规模接近7亿，覆盖90%以上的智能手机。腾讯、网易和搜狐等公司纷纷减少对微博的投入，微博成了新浪的独角戏。在内容维度上，微博从早期关注时政话题、社会信息，转而主打基于兴趣的垂直化细分社区[14]。在经历2013年“大V的寒冬”之后，2014年大V群体发文的数量就减少了4成左右[15]。(2)海盐县经济发达，常住人口的人均生产总值为86676元，智能手机和微信的使用率较高。海盐县建立了以“海盐发布”领军的，由教育、民政、环保、旅游、交通等部门运营的30多个政务微信公众号。“海盐微距离”“海盐一家人”等私营微信公众号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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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从邻避冲突案例看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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