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实践及价值

　　摘 要：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巨着,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本文通过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全面解析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发展逻辑和价值向度,揭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前提、根源、秘密、加大与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问题的理论逻辑,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与纾解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厘清了无产阶级消除贫困依赖的阶级力量、根本路径、历史必然、现实选择及全景路线图的实践逻辑,全方位呈现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展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人类反贫困和在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在实践上推动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　资本论; 反贫困思想;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价值意蕴;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所着的鸿篇巨制,是马克思一生参加革命实践和进行革命理论创造的结晶,其采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立足于科学而彻底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现象——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过程以及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后世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启迪,指明了方法路径和价值目标。《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着和“圣经”,蕴含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揭露和分析,进一步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对反贫困问题进行了可靠的路径探索,成为无产阶级消除自身贫困问题,求得阶级解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资本论》蕴含的反贫困思想不但深刻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且对于当下我们认识和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反贫困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本文力图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以期呈现《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发展脉络、深刻内涵和精髓要义,并彰显其跨时空的当代价值。

　　一、《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反贫困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在反贫困问题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对旧世界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进行了憧憬与建构,并为解决社会普遍贫困和物质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直观的、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大同社会”构想,还是托马斯·莫尔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中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绘,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消除贫困,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富足”的理想与期盼。

　　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理论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产生到成熟有个过程,从在《莱茵报》任主编对 “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再到《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完善和成熟,折射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和价值向度。

　　(一)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应该在其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产生以前,一方面源于其青年时代就树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职业理想,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基于这种崇高的职业理想,他对阻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贫困和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不可能不予以关注,对直接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利益”和“物质贫困”问题不可能不深入思考;另一方面,马克思所处的现实社会下层人民普遍的贫困现象,也不可能不触动他的心灵。

　　但真正促使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从理论上深层思考并加以着力研究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马克思在《莱茵报》任主编时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其二,对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分别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和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的关注与论争。马克思当时对前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说这部书是“机智的着作”,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这一着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3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这部着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切中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性维度,提出了地主和资本家通过地租和利息方式,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产品拥有的平等权利。所以马克思对蒲鲁东提出的“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予以认同。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这部着作更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蒲鲁东将所有权问题作为出发点,对劳动者“贫困的根源”进行了追问,指出“离开了财富平等的正义只能是一种使用假砝码的天平”,并提出了“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4。除此之外,马克思对蒲鲁东对现实问题的直面研究和大胆批判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仅仅通过所谓“纯粹的批判”来改造社会的狭隘思辨的圈子大为不同,其“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5基于此,马克思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关注和思索更进了一步,其研究重心也开始向这方面转移。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不平等的事实,也对德国下层民众的贫困和疾苦深表同情,但是他意识到按照黑格尔“纯粹社会批判”的理路既找不到贫困的原因,也找不到消除贫困的可靠路径。而蒲鲁东直面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和着述,使他一度对蒲鲁东充满关注并抱有希望,可是后来他发现蒲鲁东虽然直面了现实问题,但由于其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和对辩证法的不了解,分析“物质利益”和贫困问题的“立场”和“衡量尺度”并不一致,而且把解决问题的路径诉诸抽象的“天然权利”和所谓的终极“平等”观念,根本找不到反贫困的可靠路径。这一切,就促使和要求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经济事实中去寻找出路。

　　(二)《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理论逻辑的展开

　　在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在为消除劳动者的贫困而进行的艰苦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透彻剖析,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飞跃。他花费40年心血写成的《资本论》,从贫困产生的历史前提、制度根源、真正秘密、贫困的加大与泛化、贫困的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维度,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予以全面的理论澄明和揭示,完善了其反贫困理论的科学体系,为无产阶级认识贫困、消除贫困、获得解放展示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关于贫困产生的历史前提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圈地运动中形成的,他说:“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18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失地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雇佣工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的资产阶级成为富人。这种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以往的剥削性质,成为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前提。

　　第二,关于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问题。

　　马克思从不隐瞒自己的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阶级立场,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这一点和恩格斯的看法不谋而合,恩格斯说:“贫困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 只能找到贫困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困本身的原因。”7“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这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还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平等交换”,一方出卖劳动,一方付给工资,但这种表面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掩盖了资本家从经济上剥削无产阶级,从政治上、文化上以及人格上压迫无产阶级的事实真相。“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9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工人被资本雇佣,而领取工资时深刻指出: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工资却表现为全部劳动的报酬,事实上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大于工资部分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劳动力与货币关系的转变过程不断积累财富,而工人只能通过工资维持生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种日益扩大的财富悬殊,一个日益富有,一个日益贫困的巨大“鸿沟”就这样出现了,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固化下来,延续下去。

　　第三,关于贫困产生的秘密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规律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秘密,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是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榨取雇佣工人生产的超过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财富,变成高高在上的富人,而雇佣工人只能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活的工具”,只能在社会底层和贫困线上挣扎,“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10这种剩余价值规律运行下的川流不息的“商品生产链”和物质再生产图景,也在不断生产、延续和演绎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富有与贫穷的历史活剧,扩大并加深着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矛盾和日益悬殊的财富“鸿沟”。

　　第四,关于贫困的加大与泛化问题。

　　马克思指出科技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加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投入越来越多,而高度自动化的大机器工业所需工人越来越少,资本家用于购买工人所投入的可变资本越来越少,这就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普遍现象,导致大量过剩人口的出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科技与生产力的本质是为了减少自然和社会对人的压迫,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富足造福,但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科技进步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反而与贫困“奇怪而畸形地纠结在一起”,成了一种支配人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异己力量,科技不但不能发挥造福人类的属性,反而成了造成大多数劳动者贫困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科技进步导致的机器排挤工人现象对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和状况不断挤压,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马太效应”,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量的雇佣工人则成为科技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牺牲品,拥有的财富反而越来越少,与资本家相比,反而越来越陷入物质贫困。另一方面,大机器工业也造成资本家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导致童工和女工被绑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链条上,从而失去正常的受教育权和发展的自主权,使得贫困进一步超越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

　　第五,关于贫困恶化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无产阶级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有序性,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中断和衰退,而且造成了雇佣工人大量失业,使他们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从相对贫困陷入绝对贫困,收入和生活条件进一步窘迫和恶化。经济危机不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消除的痼疾,也是无产阶级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助推器”,同时还是这种不平等社会制度反噬自身的一种表现。

　　第六,关于贫困的表现与后果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种种表现,包括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内在关系,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实际工资下降、增长缓慢或者增长停滞,会导致工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受到影响,甚至长期处在贫困线上;也包括劳动环境的恶化和劳动强度的提高而工人的经济状况却没有相应提升;还包括机器排挤工人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与绝对贫困现象的不断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11。对贫困化的后果,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追求的不断加剧,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12。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是其运行也导致埋葬自身的社会阶级力量日益壮大,阶级意识日益觉醒,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三)《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理论逻辑的拓展与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提“异化劳动”,其实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资本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对抗关系,用经济学现象和理论对哲学意蕴的“异化”概念和理论作了最好的运用和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异化理论有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最初出现在其博士论文中的“异化”概念,仅仅分析的是“自然异化”现象,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些着作中,其异化理论视域已经从自然哲学领域拓展到了现实的政治领域,而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被明确提了出来。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资本关系实际上把内在联系隐藏在使工人由于这种关系而处于和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外在化和异化的状态中。”13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劳动过程以及人与类本质的异化进行了全景扫描,全方位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多维,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是一种不受劳动者自由支配和享有的、外化的异己力量,占有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且也表现为身体、精神、心理和人格、工作及生存生活环境的贫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反贫困问题的艰难和复杂,反贫困不是社会的枝节问题,也不是改良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制度的修修补补问题,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在剖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14由于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工人“在他进入过程之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15“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16“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7揭示了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反而成了统治和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

　　在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18。工人不能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

　　在人与人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20资本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行使着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导致雇佣工人与资本家地位的异化和不平等,“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21“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22马克思还揭示了在资本统治下工人精神、心理和人格的被压迫,指出当劳动力买卖双方一进入生产过程,“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3在这里,自由和平等只是资本无上权威的婢女,所以马克思充满讽刺地说: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人同他自己的“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平等的自由的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成了失去平等和自由、被资本家强制和压迫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工人在劳动中身心俱疲,既找不到快乐和幸福,也不能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对工人来说,已经成为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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