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环境对农村家庭的风险冲击及对策

　　摘 要：农村性别失衡问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性别结构的重视。以农村婚姻挤压问题为切入点，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讨，结果发现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家庭主要存在着家庭养老、家庭结构、家庭生产、家庭道德及家庭个体发展风险，从完善社会功能、保障家庭功能和培养农村个体发展能力等宏观、中观、微观策略入手有利于缓解农村家庭风险。

　　关键词：　性别失衡; 农村; 婚姻挤压; 风险;

　　一、引言

　　根据浙江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尤其当第一胎是女性时，第二胎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94.3∶100[1]。性别失衡问题成为社会、家庭和个人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是对人口进行性别歧视的社会后果，将诱发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失范行为，刺激和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2]。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性别失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李树茁等认为，关注各个层面产生的风险和后果，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满足其合理需求是对性别失衡进行社会管理的重点[3]。也有学者指出，不同性别群体在储蓄、消费、投资和风险偏好等经济行为上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这对宏观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影响[4]。刘亚飞和胡静发现，未婚男性会对父母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在农村地区，当父母得知自己患有高血压时，未婚儿子的数量会降低父母治疗的概率[5]。杨雪燕等指出，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迫使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被动失婚”，缺乏正常稳定的性伴侣，从而导致男男性行为发生率增加;同时，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在艾滋病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较差，从而对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潜在威胁[6]。

　　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既有研究较少立足于农村社会视角。性别因素对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而农村的发展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论证了乡村振兴与全面小康之间的关系[7]。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却始终步伐缓慢。农村家庭功能问题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8]。近年来，性别失衡既对宏观社会形成风险，又成为影响农村家庭结构，加剧农村家庭脆弱性，造成农村家庭风险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关注性别失衡农村社会的家庭风险问题对于乡村振兴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完整的家庭结构是家庭功能健康有效的重要保障，性别失衡使农村社会传统家庭结构断链、缺损，家庭功能弱化，导致农村家庭风险增加。对家庭结构变迁的综述主要围绕“家庭结构概念”“家庭结构变迁”“家庭结构变迁原因”展开。对于家庭结构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家庭结构是指由具有血缘、姻缘及收养关系的成员所组成的生活单位的类型和状态[9]。

　　对于家庭的形成和变迁，有许多经典的论述和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可以分为“汉型家庭”“唐型家庭”和“汉型与唐型的折中”[10]。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家庭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和社区。2000年以来学者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家庭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将其分为核心家庭、夫妇家庭、缺损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二代联合家庭、四代直系家庭、隔代家庭、单人户，指出中国家庭的核心化局面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于家庭结构变化的趋势，国外学者认为，核心家庭是其他家庭模式赖以扩大的基本单位，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是现代社会的显着特征[11]。王跃生指出当代家庭的新变化在于，夫妇核心家庭迅速上升，单人户继续增加[12]。

　　对于家庭结构变迁的原因，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李树茁与王欢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导致脆弱型家庭(夫妇核心家庭、单人户家庭、残缺家庭)的增加，计划生育政策促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但是家庭变迁中主干家庭稳健发展[13]。我国家庭正朝着规模微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特殊化的方向发展[14]。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5]因此，家庭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经济的变迁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迁。国外学者将工业化、城市化视为家庭结构等变迁的宏观原因[16]。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发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政策、文化、传统观念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17];也有学者注意到，婚姻状况对单人户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影响程度最大，生育状况会影响核心家庭的寿命周期和从核心化向空巢化的转变。

　　在关于性别失衡环境对农村家庭造成风险的研究中，有部分学者从人口学角度发现，性别失衡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具有不利影响。已有研究指出，性别失衡对个体及其家庭产生的首要风险是婚姻挤压和成婚困难，尤其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性别失衡对其养老、医疗、健康和社区交往功能发展造成了障碍[18]。农村男性“大龄失婚”给父母带来了情感和舆论压力，也扭曲了正常家庭结构的生命周数和发展趋势;家庭规模的缩减和生命周期中空巢期的加速提前会带来老年人照料资源不足，老年人无法从子女中获得较多的代际支持，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和家庭的分工协作也由此受到较大限制[19,20]。

　　此外，性别失衡在农村产生的直接风险是婚姻挤压。婚姻挤压指的是，“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婚姻市场中供需失衡，即某性别人口与可以选择的异性人口比例失衡，导致了部分男性或者部分女性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出现成婚困难”[21]。婚姻挤压分为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婚姻挤压。作为一种社会常态，婚姻挤压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有所呈现，表现为地域挤压、阶层挤压、学历挤压和性别挤压等[22]。也有学者从年龄段、区域、城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普遍认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年龄区间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婚姻挤压程度[2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女性缺失和男性过剩，我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一度突破120∶100。虽然近些年男女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我国的婚姻挤压主要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婚姻挤压的后果主要由农村男性承担。婚姻挤压思想不仅为两性婚姻困境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发展了一套度量婚姻挤压的数量化方法，以度量两性婚姻的难易程度[24]。

　　总而言之，针对我国的婚姻挤压问题，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如运用大数据分析目前我国的婚姻挤压程度和婚姻挤压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性别失衡的社会宏观经济后果等。而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婚姻挤压角度分析农村家庭风险的研究寥寥无几，婚姻挤压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较少受到关注。本文以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婚姻挤压造成的家庭风险，从新的视角拓宽农村家庭风险的研究领域，并结合我国农村基本情况提出缓解农村家庭风险的对策建议。

　　三、性别失衡环境对农村家庭的风险冲击

　　家庭功能的实现或正常发挥取决于家庭结构的完整性[25]。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家庭功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家庭的稳态被打破，家庭功能机制面临失衡。

　　(一)性别失衡引发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现象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婚姻挤压”问题。婚姻挤压是指在婚姻市场中发生的供需失衡现象，当不同性别人群的数量差距太大或者潜在配偶质量差异较大时，就形成了婚姻挤压[26]。婚姻挤压分为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婚姻挤压。当前，农村地区因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生育观念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男丁成为家族兴旺、家谱延续的重要象征。在现今医疗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依赖性别鉴定技术实现对胎儿生育控制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在农村存在“婚姻梯度模式”，即女性总是倾向于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结婚。而在一夫一妻制下，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性数量远远大于可供选择的女性数量，这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难以找到适合的结婚对象。受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影响，女性的择偶标准是在婚姻梯度下适婚男性迈入婚姻关系的门槛，农村女性愿意下嫁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低的男性的可能性较低。

　　(二)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带来的农村家庭风险

　　1.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带来农村家庭养老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社会老龄化初见端倪。一方面，“养儿防老”观念在传统家庭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养老保障体制还未覆盖到农村地区。以儿子为主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都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养老模式，农村父母的养老支持来源由儿子和儿媳等家庭成员提供，儿子在其中承担着养老的重要任务，儿媳成为为父母提供照料的关键人物[27]。而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的人口效应日益凸显，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不断扩大，被赡养者不断增加。由于农村大龄男性被迫不婚，没有配偶和子嗣，承担赡养义务的主体就未能增加，家庭不断上升的抚养比导致家庭养老压力倍增，因此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将不可避免加剧代际矛盾。性别失衡下的婚姻挤压，既制约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履行对其父母的养老义务，也加深了现有家庭成员对其未来养老缺失的担忧，从而对家庭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能力带来重要影响。

　　2.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农村家庭结构不稳定风险

　　由于第二性别比(出生婴儿性别比)是第三性别比(成熟个体性别比)的基础，因此处于高位徘徊的出生性别比导致婚姻市场两性资源难以匹配。再过20年，一部分大龄男青年将在同一年龄层次的女性中找不到结婚对象，因此不得不把选择范围扩大到下一个年龄层次。通过这样的循环，“老夫少妻”的家庭婚姻结构将成为普遍现象。人口失衡也加剧了年轻男性和年长男性之间因争夺配偶发生的冲突。随着农村性别比失衡状况加剧，部分农村未婚男性迫于婚姻压力争着迎娶那些丈夫不幸去世的年长女性(如根据某农村剩男调查，有人饥不择食，倒插门娶表婶[28])，从而形成“少夫老妻”的婚姻模式。除此之外，争夺新娘，“早婚”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例如，某博士回家过年时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29]。因此，性别失衡背景下滋生了“被迫不婚”“老夫少妻”“少夫老妻”“早婚”“乱伦”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家庭婚姻结构的稳定。

　　3.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农村道德滑坡风险

　　随着我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的加剧，未来女性数量短缺，满足不了同等量的男性结婚需求，新娘短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在新娘稀缺的情况下，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大龄男性选择在地下婚姻黑市进行交易。婚姻贸易的恶性循环在农村成为一种不良风气，没有法律意识的村民通过接受被拐卖来的妇女和儿童来“传宗接代”。农村甚至存在着“童养媳”“换婚”“群婚”“租婚”等丑陋婚俗。例如，天涯上就有网友分享一女大学生被人贩子抓走倒卖多次，还要供三个兄弟和兄弟的爸爸“共用”，这家人的观念是“反正怀了孩子都是我们家的种”，结婚就是为了传宗接代[30]。性别失衡导致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增加，也为农村性暴力案件、农村校园性侵案、农村性奴案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农村传统观念的“代代相传”及伦理道德的滑坡和丧失对下一代形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伦理道德滑坡在代际影响下给农村家庭造成了极大的风险。

　　4.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影响农村家庭生产功能

　　在经济生产方面，传统的家庭经济生产是男耕女织的模式，夫妻双方相互协作，共同经营家庭。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男性缺失配偶，成为“老光棍”，缺乏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制约了农村家庭经济的生产。在经济的生产上，家庭的合理分工能够减轻男性的负担，使经济来源得到较好的保障，家庭的经济收入也能得到提高。缺失配偶的农村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而无法扩大再生产，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未婚男性的收入，让未婚的贫困家庭难以脱贫。在人口生产方面，由于贫困，这些家庭完成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5.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带来农村家庭成员个人风险

　　婚姻挤压的个人风险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殖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等带来的风险。在中国这样一个“普婚制”国家里，配偶的缺失意味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正常稳定的性生活难以得到满足。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他们会选择商业性行为作为性弥补手段。这种商业性行为往往是不安全的，会加大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概率，对他们的生殖健康问题带来极大的隐患。在社会交往或社会关系中，性别失衡形成的“光棍”群体不仅缺乏伴侣的关心和照顾，更被排斥在很多社会活动之外，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沉重和无法排释的心理压力。同已婚人群相比，大龄未婚人群在社会中是被孤立的，他们更容易感到孤独。对这些弱势群体来说，贫困或社会排斥带来了严重的孤独感。遭遇不能婚配的打击，或多或少会加重这些男性的失落感、挫折感，在极端的情况下使不能婚配者因悲观而自杀。即使能够维持生活，这个群体也会因婚姻无望而产生沉重且无法排释的心理压力。

　　四、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家庭风险原因分析

　　(一)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性别比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受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处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男性不易婚配。虽然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也在较快增长，但是与城市相比，大多数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31]。受群体主流婚恋观的影响，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农村女性开始把握“婚姻梯度”的界限，将其内化成自己婚恋选择的标准，且大部分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村女性不再愿意嫁入农村。另外，由于“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号，一直为中国人所恪守[32]，逐年攀升的“彩礼”也成为农村未婚男性重要的经济负担之一[33]。因此，在女性短缺时，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村男性择偶机会大大缺乏。

　　(二)生育政策影响人口结构

　　1980年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除经过批准的特殊情况之外，如系国家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对于具有男孩偏好的农村家庭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无形中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性别选择意愿。这种生育选择意愿将直接支配他们的生育行为。2018年是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但中国的人口状况依然不乐观，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表明，年度出生人口中二孩性别比例呈现增高的态势[34]。究其原因，早生、多生、生育男孩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村坚守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过去，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夫妇的生育意愿无法在“早”“多”方面体现出来，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在“男”字上做文章。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对于那些已经有一个女孩的家庭，他们生育男孩的愿望被抑制。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他们重新获得了生育男孩的机会。为了实现生育男孩的目标，许多农村家庭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性别选择性生育;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农村家庭，他们选择性生育女孩的动机不强[35]。因此，二孩政策的实施无意中也使性别比例失衡状况加剧。

　　(三)中国农村传统性别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为特有的生育文化和性别文化[36]。儒家文化对性别生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男尊女卑思想。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以父系为轴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直推崇的思想，从孔子的“纲常礼教”“夫为妻纲”观念到程朱理学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思想，女子的地位一直处于相对低下的位置，缺乏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随着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这种思想有所改进，但是农村中父权思想和男孩偏好被奉为金科玉律，祖祖辈辈的观念已经深深沉淀在农村文化之中。第二，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观念。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对于农民家庭和传统家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性别的自然属性，成为家庭势力、家族兴旺、家谱延续的重要象征。而“不娶无子”被视为男子的耻辱，甚至是不孝的行为。女儿出嫁时，被说成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般不允许出嫁的女儿再回家侍奉娘家父母，这也就意味着女孩没有养老功能。因此，便在农村出现了生男者欢天喜地、生女者垂头丧气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大有“不生男孩誓不罢休”的境地。第三，传宗接代观念。在农业文明中，“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经济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高于女性。在家族文化中，建立在父系制度基础上的男性单性继嗣是主流，在汉族的姓氏谱系中，都是随父姓，女子出嫁则成为夫家的人，不用本姓而改用丈夫的姓氏。因此，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影响了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和性别价值观。

　　(四)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被广泛运用

　　随着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显着进步，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在性别结构失衡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农村家庭生育男孩的意愿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生育数量得以实现。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农村家庭生育数量受到了严格限制，人们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实现他们男孩偏好的生育意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超声波技术、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被人们广泛运用，这些技术实现了人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性生育男孩的愿望，导致自1980年以来生育率下降而性别比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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