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海派文学的跨文化抒写：论周励的文学创作

　　摘要：周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她的早年生活与文学阅读深受理想主义精神影响，文学写作也由此起步，并在跨文化流动经验中展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左翼海派文学跨文化抒写现象。左翼文化对周励文学写作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1.现实批判意识的初步形成;2.超越与改变现实的顽强意志;3.理想主义精神的深化。

　　关键词：周励 左翼 海派

　　1949年以后，上海经历了城市文化的重要转型。这一时期，左翼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显在主流，与普通老上海市民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共同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身为南下干部子女的周励，正是在这种浓重的左翼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曾在书中深情地写道：“上海，对于我来说，无异是世界东方最梦幻、最Fantastic(美妙无比)、最亲和、最魅力不衰的城市。她养育了我，她给予我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激情、理想和梦想。”这种“激情、理想和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励童年及少女时代所接受的左翼文化教育有关，它对周励的生活、文学阅读以及日后的写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

　　周励出生于上海瑞华公寓，并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这座公寓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上海城市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它位于常熟路209号，原名Savoy公寓，1949年前是法国人的住宅，住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是有钱的资本家，1949年后则成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住宅大楼。除了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之外，这里还住着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如彭柏山、吴玖仪、徐景贤、修孟千等人。瑞华公寓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有着浓郁的左翼革命氛围。大楼里的小伙伴大都是南下干部子女，据周励回忆，他们成立了红领巾小队，种树，演话剧，做好人好事，等等。而另一方面，这里又充满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许多孩子热爱文艺，成年后也往往追随父辈足迹，从事文艺工作，如周励的童年好友修晓林(后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等。左翼革命精神与知识分子文化的结合，造就了周励童年特殊的文学阅读环境。据修晓林回忆，幼年时的周励经常到他家看书：“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她，常常是静静地捧着书，就是在我家洒满阳光的窗户边，她看完了《卓亚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少年鼓手的命运》《青年近卫军》《复活》和普希金的《歐根·奥涅金》……”这显示出了时代风气对文学阅读偏好的影响。大量的阅读，使得周励很小就富于理想主义气质，渴望充满激情、献身革命的生活。

　　家庭环境如此，学校教育亦然。周励所上的幼儿园，是上海市政府机关专门为干部子女所设立的幼儿园，也充满着浓厚的左翼文化气息。周励在学校期间参加了许多活动，如其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市少年宫尽情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学校组织的篝火晚会中背诵莱蒙托夫的《白帆》，在晨会上给全校小朋友讲苏联《青年近卫军》的故事，被学校推荐为“艰苦朴素、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好孩子，等等。这种以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为主导的成长氛围，给周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乌托邦式的金色童年”，周励将这一段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借女主人公之口深情地回忆道：“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从那时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对自己祖国的由衷热爱。”

　　在周励少女时代的阅读中，除了左翼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政治、历史、文艺理论著作。她在1966、1967年集中阅读了《赫鲁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一元论史观》《法国大革命史》《第三帝国兴亡史》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甚至《联共(布)党史》等。与此同时，周励还去了一趟延安。“那是1966年，不满16岁的我与小伙伴们举着一面‘长征小队’红旗，坐着运煤货车，忍饥挨饿从上海赴陕西煤城铜川，开始步行串联。……出生在上海南下干部家庭的我，12岁考入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童年接待外宾时常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延安的灯火》……52年前，我哼着这首歌穿越陕北……”延安经历对周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此前自阅读而产生的感受与思考在现实中被进一步熔铸并激发出来。激昂的情绪、斩钉截铁的语气、带有着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少年老成”，这是周励最初文学表达的特点。

　　在周励身上，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密不可分，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周励所喜欢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崇高的精神品质、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文学作品。在结束了漫长的北大荒岁月而回到上海后，周励依然挚爱文学，继续阅读大量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如《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复活》等，经常沉浸在文学世界中，并常常与朋友一同分享文学阅读和创作的喜悦。在修晓林的回忆中，“那时的她，是一位极其热爱文学、怀有美好文学梦想，苦读名著勤于写作的励志青年”，“我们两人共同将文学圣殿视为精神家园，以写作为生命甘泉，在‘千军万马独木桥’文学路上的艰难坎坷中催生奋进，我对周励的内心，也有更多了解。……我和她在各自单位上班后的业余时间，多少次，相互介绍文学指导老师和文友，互相推荐精品力作，切磋讨论作品精妙之处，彼此交流创作想法和计划。……我们一同参观西方著名油画展，一起听文学讲座和音乐会”。由于姐姐在复旦读书，周励也经常去复旦玩，后来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书，也是由复旦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推荐，而她这一时期接触的复旦学生，也成为日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裴阳的人物原型。开阔而广泛的阅读和交游，促使周励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以及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渴望，都在周励此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中有所体现，如发表在《文汇月刊》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记意大利归来男高音罗巍》《打开国际市场的人们》等。而这种追求和渴望与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左翼理想主义启蒙教育是密切相连的。

　　二

　　1992年，周励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女主人公朱莉的个人生活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一个女性勇于追求自我、探索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时间上长达20余年，空间上则跨越了上海、北大荒、纽约。小说出版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经久不息的热潮。小说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伤痕小说的抒写方式，譬如，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对个体苦难遭际进行描绘，致力于刻画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及富于抒情特征的文字风格，等等。这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寻根、新历史、新写实等诸种文学思潮的90年代文学语境下来看，整体叙事并未超出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的范围，写作技巧也比较简单，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原因之一是提供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成功者”的故事，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阵痛的社会大众来说，无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小说除了接续80年代尚未完成的反思，铭记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之外，还提供了一种在当时而言较为少见的理解精神与物质关系、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视角。小说中毫不掩饰地对财富的追求曾经引起一些诟病与质疑，但这需要还原至一定的语境下去看。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与张扬。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文学与之抗衡的方式是反思物质给人带来的束缚，反思金钱力量对人性的摧残，从而彰显人的精神自由。但是，周励是从一种对人的欲望(包括金钱)极度压制的社会中走出，在这场浩劫中，人的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可能都不得不让位于精神的“需求”，物质与精神已经极度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肯定物质财富追求，这本身就是对生命力的释放，是对压抑环境的反抗。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以说，是给长期以来精神、物质处于双重贫瘠状态的中国人所打的一剂强心针，正如陆士清教授所言，写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2009年，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颁奖词辞指出，这部小说“曾以全新的内容带来强烈的震撼，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使他们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至今，书中所传达的奋斗意识和民族情怀，仍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品中对追求物质财富的描写，既是对人的价值的彰显，同时也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在改造物质世界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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