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汉文物看汉代的陇西

　　摘 要： 汉墓出土文物是认识陇西两汉文化及经济社会面貌的重要媒介，汉帝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输，在中原农耕民族文化和西北游牧民族文化交汇地带的陇西，墓葬出土文物既反映了文化面貌向中原靠拢的统一性，也表现出了特殊的一面。但共性明显大于差异，文化面貌显示两汉时这里并不荒蛮，相反，由于较便捷的地理位置，加之汉帝国实力拓展和对西部开发较深入，汉代陇西是一幅开放而繁荣的景象。

　　关键词： 两汉;陇西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处黄河上游。陇西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定西市中部，黄河支流渭河上游。陇西在战国、秦、汉时是陇西郡的一部分，据《汉书.地理志》，秦时置陇西郡，秦献公元年(前284年)置 道即筑城，西汉时境内有獂道、襄武、兰干三县。陇西处于汉帝国版图西部边境，今仍遗存战国秦昭襄王长城，昭示了其边地位置。

　　陇西处于一个半封闭式地理位置，自成一隅但又是连接关中、巴蜀、西域东西南北重要区域的通道，这里为农牧交汇区，早在上古时期，就是獂、戎、羌多个民族流动和交替控制之地。战国开始，内地居民大量迁入。汉时，为了巩固和开发西北边郡，推行大规模移民实边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成分多样的社会。

　　这样一个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交汇在汉代大一统时期的具体情形如何，史料太少，很难判断。《汉书.地理志》里的记载只有不多几句：“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史记.货殖列传》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这样要了解汉代陇西，只有从墓葬出土文物来分析。

　　陇西县博物馆汉代文物藏品较丰富，主要有铜器、陶器、骨器、玉器、银器、丝绸六类，其中尤以铜器和陶器为最多。铜器包括杂器类的生活用具镜子和带钩、铜灯，日用器铜壶、铜甑、铜釜、铜盆、铜盘;还有货币、玺印及兵器、车马器;陶器有日用器陶罐、陶釜、陶壶、陶甑、陶鼎、陶钟、陶钵、陶豆、生活用具陶熏炉，建筑明器陶仓、陶楼、陶井及附属家禽家畜如陶鸡、陶牛、陶马;砖瓦类有绳纹筒瓦、花卉纹筒瓦、素面板瓦、青龙、朱雀模制画像砖等;骨器有骨珠和六博棋具;玉器为玉印和玉璧;银器为银印，丝绸为少量残片。这些文物多为墓中随葬明器。如陶灶，1973年首阳汉墓出土的绿釉陶灶，长方体，中央为一敞口定釜，釜口凸起，灶面上有模印的刀、钩、铲等炊具，拱形火门。同年出土的灰陶灶，方形台面中部有一定釜，灶台上有模印的刀，叉，俎，刷、钩，肥鱼等炊具和食品，前后有乳凸，灶前为圆形火门。灰陶灶一件：呈蹄形，圆弧形一端伸出壶状烟囱，侈口鼓腹，肩部开三角形三孔，另一端有方形火门，灶台上放一圆釜。除明器外，另一部分是实用器，如铜镜，馆藏有“君宜高官”铜镜、“君宜官位”铜镜、“君宜官禄”铜镜、“长宜子孙”铜镜，表达了时人对富贵、多子多孙、长生不老等向往和祈愿。此外还有四乳四螭铜镜 、四乳四虺铜镜、双龙四乳铜镜、规矩蟠螭铜镜、乳丁规矩纹铜镜、连弧纹铜镜和连弧纹铭文镜、“见日之光”铜镜、日光镜、菊花纹铜镜。从这些镜子可知汉代男女都有用镜来殉葬的习惯，大凡较富有的墓葬都要放一两面镜。

　　此外，墓葬也出土有汉“五铢”钱和“半两”钱。从陶灶、铜镜、货币这些常见出土文物看，陇西这时期的墓葬和中原、北方各地汉墓普遍出现并盛行的随葬品是一样的，差别不大。

　　这些出土文物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作用。一方面，它是对史籍的证实。更重要地，文物作为有形的实体、可信度很强的资料，可以借此对陇西汉代历史进行推测，补充乃至恢复出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些本来面目。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08年发现的东阙坪“陈午”汉墓出土文物。该墓应为西汉早期墓葬，随葬的错银器和印章、六博棋、彩绘陶等在反映西汉时期西部边地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文化交流方面颇具典型意义，尤其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六博棋在陇西的首次官方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陇西地区和中原帝国的关系可以说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可知西汉时期，尤其是丝绸之路开拓前，中原王朝和陇西边地的关系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军事上都是较紧密的，人员流动是频繁的。陇西和中原社会的发展是步伐一致的。

　　但其它墓葬由于历史原因，记载简略，几乎没有发表资料，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器物具体的时代也难以判定，所以，进一步进行文物分期，研究发展序列而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很难，只能依据全部出土文物做出初步判断，即陇西汉墓出土文物与中原地区发展线索基本一致，也经历了由仿铜、陶礼器向模型明器的转变，器物合组日趋生活化。流行于关中、中原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在本地区并不完整，多仅见鼎、壶，钫的数量极少，有陶质和铜质蒜头壶，蒜头壶为秦人典型器物，表明本地区是受秦文化因素影响的，这类墓葬应为西汉早期墓葬;西汉中期主要器物组合为壶和罐，墓葬出现圆形和马蹄形灶;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模型明器种类增多，出现釉陶，灶和井普遍流行。东汉中期，釉陶占主要地位，除了壶和罐的组合外，还流行仓、灶、井的模型明器组合，陶器种类进一步丰富，流行动物陶俑。

　　这些文物出土于遍及全县城乡各处的汉代墓葬，换言之，汉代古墓葬遍布全县且数量较多，这些文物和墓葬表明，自丝路开通以来，陇西的发展就开始和东西方向的中原、西域紧密接轨，呈现出一派经济欣欣向荣、人员往来频繁的景象。

　　这些文物和发现地点，显示了汉帝国文化的统一性，此种共性应该早就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在全国范围内文化逐渐趋向统一，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而西北边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先后被纳入中原农耕民族的人文大环境之中，秦至西汉早期，西北边地处于巩固和初步开发阶段，职能也多军备、屯戍为主。两汉时期，从汉初“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变为“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伴随着扩张型国策，中原民族的大规模迁入，政府对西北边郡的多方开拓经营巩固，在当地大力发展农业，也推动了当地贸易的发展，随着贸易的频繁和扩展，丝绸之路的开拓，往来西域的客商把陇西作为食宿驿站，陇西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组成和文化荟萃之地，它不同于中原内地，也不同于西域各地，在文化上融合了游牧族群文化和中原农耕民族二者的特征，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立而特殊的生产方式与人文环境。这种情况相比以前和中原腹地的聯系，在汉代时是一个上升扩大的态势。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2] 《考古通讯》，科学出版社，1955年.

　　[3] 陈宗瑞，《甘肃地区汉墓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

　　[4] 白杨，《西北边郡与秦汉政局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

　　[5] 朱津，《汉墓出土陶灶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6] 吴诗池，《文物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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