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探究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综合论文发布时间:2020-06-16浏览:

  摘 要:成都地名文化资源丰富,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类地名、经济文化类地名、社会文化类地名。目前,成都地名保护存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缺失、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地名怪相”层出不穷的问题。对此,要完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大地名遗产保护宣传力度,让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有利可图”。

  关键词:成都;地名文化;保护

文化遗产论文
 

  一、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

  地名承载着人与环境的关系,蕴含着社会的记忆,是拥有地域文脉的无形地标,是居民意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1]现代意义的地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还蕴含了城市獨特的精神价值,是固定区域内人们共同记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大会上,地名被正式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即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成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建城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古蜀国开明氏迁蜀都至此。成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历经2300余年,不更名、不迁址的城市。近年来,成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传统的街道或拆迁、或改造,一些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街道名被新地名取代,街道地名变化的数量由1981年第一次普查时的1087条陡然上升至如今的2486条。因此,探讨成都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及发展对策,对四川其他地区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工作水平,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成都市地名文化遗产概况

  成都是一个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经年累月,地名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积累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成都地名的来源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一)政治文化类地名

  明清两朝,成都一直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因此,各大行政机关就成了地名命名的主要来源。比如清代的四川总督,因身兼“兵部尚书”“督查院右都御史”两项职务,经常自称本部堂、本部院,因此总督衙门所在地命名为督院街[2]。盐道街因过去设有四川盐茶道的官署而得名。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对于盐、茶这两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物资的流通,长期采用国家专卖的政策,在清代专门设立了四川盐茶道这一机构负责统一管理盐政、茶政和马政,这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一例。教练所街,因清末推行新政,仿照日本警察制度在全国设立警察,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四川警道周善培在帘官公所街成立了四川警察总局,并因在这里开办巡警教练所而得名。

  (二)经济文化类地名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锦之市,许多地名记载了成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在仍有很多以集市、场所命名的街道。比如盐市口,是成都人公认的市中心,是成都东西南北通道的交汇点。清人在《竹枝词》中写道:“东西南北一城环,四条大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清光绪五年,这里开设了一家官盐店。因为这里地处市中心,附近居民多来此买盐而得名。暑袜街在清代有较多的毛皮麻布制品在此出售,但因为有织售暑袜(针织机生产出来的棉纱袜,又称“洋袜”)的新式商店在此而得名。骡马市因清代前期皇城中满蒙八旗在此设立骡马交易市场而得名。清代和民国初年,成都人一直保留着正月初六骑马到骡马市走一遭的习俗。因为古人认为正月初六是马的生日。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比如海椒市、牛市口、香巷子、席草田街、浆洗街等。

  (三)社会文化类地名

  成都反映人民生产生活文化的地名较多。有以景物特色命名的柿子巷,因街内有一棵柿子树而得名。还有拐枣树街、红石柱街等。有以风物传说命名的长发街,这里原是清代满城中的一条长发胡同,出自《诗经.商颂.长发》中的“长发其祥”,是一种吉祥语。类似地名还有黄田坝、龙舟路等。有以居民特色命名的汪家拐街。清雍正年间,权臣年羹尧部下一位汪姓守备在此建立汪家花园和汪姓宗祠,成为这一地区最显赫的人家而得名。类似得名还有焦家巷、马家花园路等。有以雅语吉祥语命名的五福村(语出《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隆新街、东升街、年丰巷、大同巷等。有以往昔建筑命名的金陵路(抗战时期,金陵大学搬迁至此)、东门街、金鱼街等。

  三、成都市地名文化保护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成都市高度重视地名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2013年成都市文化局推出“唤起城市记忆,打造文化地标”互动活动,邀请本土历史文化民俗专家讲述老成都的故事,唤醒成都市民的地名文化记忆;2014年10月出台了《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加快了地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2015年编制了《成都市地名总体规划(2015-2020)》,确立了全市“1+1+14”(中心城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14个郊区市县)的地名规划空间框架,对历史地名的变更实施严格的审查程序[4]。但是成都的地名文化保护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一)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缺失

  成都市地名管理借鉴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做法,由成都市民政局牵头出台了《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成都市地名总体规划》等相关条例,但是这些条例着重强调地名管理,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却很少提及。这种“重管理,轻文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行管内行”的局面。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专业的、持续的具体措施,比如地名保护对象如何确定?地名文化的保护原则是什么?如何将不同行政区域内最能体现该地域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文化艺术、城市职能等的关键要素提炼出来,为下层次地名规划的编制提供系统的指导?已出台的部分措施因缺乏可操作性而被弃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成了“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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