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散杂居民族的研究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断强化我国的散杂居民族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需要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刻把握散杂居民族的共性和个性,推动民族问题研究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学术史;散杂居民族理论;散杂居民族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地域迅速扩大,流动规模激增,散杂居化趋势越发明显｡进入90年代,学界逐步强化散杂居民族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基本学术架构｡因此,笔者拟就当下我国的散杂居民族研究作系统回顾和学术反思,以期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尤其散杂居民族研究有所贡献｡

　　一､散杂居民族理论研究回溯

　　散杂居是我国民族分布的一种重要形式,散杂居民族是相对于聚居民族而言的客观存在｡散杂居民族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散杂居民族格局的形成与历史演进｡于衍学对散居少数民族､杂居民族和散杂居民族等核心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1]｡李克建提出,我国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不仅是我国各民族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也是两千多年来我国多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2]｡陆平辉等认为,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等三个历史时期[3]｡

　　第二,散杂居民族分布与特点｡许宪隆认为,我国散杂居民族分布具有广､多､杂､散､偏､弱等特点[4]｡李吉和提出,我国中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具有大分散､小集中､散居化等明显特征,民族文化显性特征弱化,民族认同意识逐渐增强,从业多样化,社会分层明显[5]｡苏晨光认为,北京市少数民族具有人口数量非自然变动大､世居民族多､“大分散､小聚居”格局明显等特点[6]｡

　　第三,散杂居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理论｡岳雪莲认为,我国散杂居民族关系主要有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分布的广泛性､居住地域的交叉性与生活的交融性､社会交往的联动性与流动的扩散性､民族意识的自觉性与行为的同步性､风俗习惯的相容性与信仰的重叠性､民族竞争的互惠性与利益的协同性､民族发展的层次性与目标的一致性等基本特征[7]｡张丽剑提出,散杂居的弱势性决定了新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焦点,基于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劳动力流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散杂居民族关系[8]｡李吉和等认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呈现出复杂性､敏感性､利益性､广泛性和转化性等特点[9]｡在散杂居民族政策理论层面,马余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散杂居民族的政策进行了讨论和分析[10]｡沈林等编写的《散杂居民族工作政策法规选编》[11]系统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的涉及散杂居民族权益保障的各种政策､法规,附录部分还汇集了世界各国关于散杂居民族社会基本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

　　第四,散杂居民族问题理论研究｡雷振扬主编的“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12]探讨了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民族工作研究､少数民族与民族社区研究､民族经济研究等问题,是我国散杂居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五,其他方面｡原思明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建立并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建立了一批适合我国散杂居地区实际的民族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散杂居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未来要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关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强化和重视民族人才培养选拔工作,真正关注并做好散杂居民族工作[13]｡

　　最近,许宪隆等出版《散杂居民族概论》[14]对我国散杂居民族概况､散杂居民族格局动因､散杂居民族关系､散杂居民族社会结构､散杂居民族宗教信仰､散杂居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散杂居民族问题反思等内容进行了阐述,是迄今为止我国散杂居民族问题理论研究中最系统的学术成果｡

　　二､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回顾

　　一般认为,散杂居民族主要包括城市少数民族､农村和民族乡散杂居民族等三种主要类型｡因此,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民族乡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宏观层面,以《中国的民族乡》[15]《中国民族乡统计分析与对策研究》[16]《民族乡政府管理》[17]和《民族乡政府管理研究》[18]为主要代表作｡其中,《中国的民族乡》是我国民族乡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集大成作品,该书对我国民族乡的形成与发展､工作原则与基本内容､民族乡的成就与经验､民族乡的理论建构,以及民族乡制度的修订和完善等进行了详尽叙述｡《中国民族乡统计分析与对策研究》包括上､下篇｡上篇主要论述了民族乡的民族工作､基本情况统计与分析､专项统计与分析､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和工作思路及工作经验总结等内容,下编则收集了全国民族乡的基本资料｡《民族乡政府管理》从管理学角度对我国的民族乡管理进行调查研究,内容涉及民族乡的行政环境､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机构构成､决策过程､行政监督,以及人事管理､公共财政､政府发展等,是民族乡政府管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同时,覃乃昌认为,民族乡是根据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的乡一级基层行政区域,体现了一定的自治性质,是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他建议,要进一步明确我国民族乡的性质和重要地位[19]｡吴开松等指出,我国民族乡的治理还面临着环境的复杂性､权力的双重性和职能的外延性等问题,应提高认识､落实政策､建立健全法制､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民众素质､传承民族文化等,这是实现民族乡和谐治理的基本途径[20]｡

　　第二,城市散杂居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在这一领域,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散杂居民族关系､城市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城市散杂居民族工作等方面｡

　　一是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马戎认为,必须强化调查研究,对症下药,解决少数民族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问题;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形成良好､和谐的民族关系[21]｡陈乐齐提出,要不断强化城市服务和管理职能,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22]｡李吉和提出,武汉市要制定和规范民族法律法规,扩大民族间的交往和通婚范围,强化民族间的理解和互信,处理好城市民族关系[23]｡许燕在回族个案调查基础上,从民族居住格局､民族交往､通婚及宗教因素等视角分析了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良性运转机制的对策和主要建议[24]｡

　　二是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问题｡关溪莹等认为,城市散杂居民族通过保护民族节日､增强内部凝聚力等多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和权益[25]｡江曼琦等认为,解决城市散杂居民族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加强民族语言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提升并完善服务质量,辅助和关怀他们在城市的就业[26]｡

　　三是城市散杂居民族工作研究｡李吉和等认为,要建构政府主导型散杂居城市和谐民族关系机制,经济发展是基础,体制机制是前提,宣传教育是推动力,工作机制是基本手段[27]｡他提出,城市散杂居民族社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是城市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要保护和建设具有特色的民族社区[28]｡赵永忠认为,城市散杂居民族关系呈现出很强的联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不同城市之间､内地与边疆､国内与国外等四方面的联动,必须构建城市散杂居和谐民族关系[29]｡同时,沈再新指出,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快散杂居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处理并解决好已出现的不和谐民族关系[30]｡

　　第三,农村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在农村散杂居民族研究中,学界主要围绕人口流动农村散杂居地区经济发展､散杂居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散杂居民族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一是农村散杂居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研究｡赵建国提出,推动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就要发挥优势,打造特色,培育主导产业[31]｡田敏认为,少数民族劳动力进城打工不仅促进了民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当前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办法[32]｡王希辉认为,散杂居民族地区打工族的出现影响了我国西部地区散杂居民族的土地观念[33]､婚育习俗､养老方式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打工族的出现既是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34]｡

　　二是农村散杂居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吴梦宝等提出,散杂居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明确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的责任主体,制定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探寻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的有效途径[35]｡童莹认为,散杂居民族文化传承困境的改变是引起散杂居民族文化变迁的原因,甚至也是导致文化消亡的重要原因[36]｡

　　三是散杂居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研究｡学界对散杂居民族文化互动与社会交往,散杂居白族､回族､蒙古族､侗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调查与研究,推动了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发展｡

　　第一,散杂居民族文化互动与社会交往研究｡沈再新等认为,散杂居民族往往借助民族口传历史､民族传统节日､特殊习俗､族群内部暗语等文化事项凸显和强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代际间传承强烈的认同情感,坚守着“同而不化”的生存状态[37]｡他指出,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散杂居民族闲暇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当大的变化与发展[38]｡于海泉等则从族际通婚､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角度探讨了当前散杂居地区的民族社会交往状况,总结并归纳了散杂居地区民族社会交往的基本特点[39]｡

　　第二,散杂居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张枚提出了散杂居民族“宗教生态平衡”形成的基本模式[40]｡杨晓纯认为,散杂居回族逐渐改变传统的认同方式,开始向血缘､公民身份､宗教等多元化的认同准则转变[41]｡

　　第三,散杂居白族研究｡张丽剑对湖南桑植白族进行了系统研究,《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42]一书对白族散杂居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民居建筑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研究[43],并就湖南桑植白族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推动散杂居白族研究的主要对策和具体建议[44]｡

　　第四,散杂居回族研究｡回建的《中国散居回族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散杂居回族经济发展的“融合提升发展”观点[45]｡胡云生则对河南回族社会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研究[46]｡井莉在对河南省睢县城关回族镇个案调查基础上,对回族族内婚与族外婚进行深入比较,归纳出了回汉通婚的影响因素,并就回汉通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47]｡马环宇等认为,人口众多､分布较散等因素导致散杂居民族的经济落后,应具体分析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48]｡

　　第五,其他方面｡黄柏权在对湖北恩施市芭蕉乡侗族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散杂居文化适应的选择,一方面使民族个体成员和群体在异地得到了很好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发生变迁的同时,散杂居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仍然得以保留[49]｡王希辉对重庆蒙古族的来源与社会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研究[50]｡李京桦则系统研究了河南省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总结了河南省民族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及启示[51]｡

　　同时,散杂居民族工作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焦点｡由杨侯第主编的《中国散杂居民族工作丛书》是迄今为止散杂居民族工作研究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国的民族乡》《散杂居民族工作政策法规选编》《散杂居少数民族统计与分析》[52]和《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53]及《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54]｡《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主要讨论了民族散杂居化的理论,散杂居少数民族形成的历史､结构､特点,以及散杂居民族工作内容与形式､成就与经验等｡《散杂居少数民族统计与分析》则从人口学的角度对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与分布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揭示了我国民族散杂居化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书中还附有大量散杂居民族的人口资料,极富价值和资料性｡《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意义､内容以及工作方法､动力组合､面临的问题､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是一项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成果｡

　　在应用研究层面,“中国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课题组以散杂居回族和朝鲜族为重点,兼及散杂居东乡族､藏族､撒拉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域涉及甘肃省､青海省､北京市等省市,在实地调查与研究后,最终形成《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55]一书,内容涉及城市流动人口､城市世居人口､民族村与民族乡､民族工作机构等,极富实践性和应用性｡花永兰分析了河北省散杂居民族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大力推进民族理论政策创新,建立健全机制体系,依法行政,促进民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等措施,成为推动散杂居民族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思路[56]｡

　　最近,滕新才主编的“重庆民族乡概况丛书”是我国民族乡研究的代表性丛书,内容涉及散杂居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该丛书在个案调查基础上,对重庆市十四个民族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景式调查与分析,既有理论考量,又有微观探讨,资料详尽,是“微观民族志著作的典范”[57],对丰富和完善我国民族乡研究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三､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学术反思

　　从散杂居民族研究与实践的学术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杂居民族研究取得了喜人成就,初步建构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主要模式,搭建了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学术平台｡一批专门从事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学术机构逐渐建立,散杂居民族研究学者也逐渐成长起来,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招收并培养从事散杂居民族研究与散杂居民族工作的专门人才,为我国的散杂居民族事业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和生力军｡但是,我国的散杂居民族研究与散杂居民族工作实践仍然存在较多不足甚至缺憾｡

　　第一,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乃至一种学问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对象,主流观点认为,散杂居民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建有民族自治地区但是不在民族自治地方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及在民族自治地方但是不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笔者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上述三个方面的确是属于散杂居民族研究对象,但在具体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和操作上的分歧｡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学术界和有关政府工作部门往往将其作为单一民族看待,而忽视了这些非自治少数民族的“散杂居”特性｡因此,在具体学术研究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散杂居”个性也就为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所忽视｡在笔者看来,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种客观存在和特殊形态,散杂居民族应该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因此,随着民族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必要建构适合中国民族话语特色的散杂居民族理论和完善的散杂居民族学科,这不仅是推动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也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研究话语权的需要｡

　　第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关系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学理建构和阐述固然十分必要,但基于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固有特性,分布广､人口少和处于“文化孤岛”的散杂居民族个体或群体往往在历史进程中缺少较为正式或系统的历史文献,各种汗牛充栋的正史史籍也多对这些个体或小群体忽略不计｡因此,在当下研究中,就需要在尽量挖掘和使用有限文献资源的前提下,借助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多关注口述史料､族谱､碑刻､迁徙传说､仪式､象征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复原”和重构这些散杂居民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与文化体系,揭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所以,从研究方法来说,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强化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同时借助多学科研究手段和跨学科研究,这是推动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方法更新和进步的客观需要｡

　　第三,研究成果｡从上述研究回顾可以发现,已有散杂居民族研究成果的分布具有“内卷化”的特点和趋势｡从研究阵地和研究队伍来看,当下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和华中地区,尤其是以湖北省武汉市中南民族大学的一批学者为主体,其他地区研究队伍较小､研究人员较少,成果也零星细碎｡从研究成果来说,当下研究多关注中国腹地的散杂居民族,比如河南回族､湖北侗族､重庆蒙古族､湖南白族以及散杂居土家族等散杂居民族群体｡从研究成果来说,田野调查成果相对较少,第一手调查资料较为不足,这也是当下散杂居民族研究成果的一个明显缺陷｡尤其是对未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散杂居民族,至今未见一部或一篇专门从散杂居角度来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这是当下散杂居民族研究的一大遗憾｡从成果发表阵地来看,学术成果多集中在个别刊物上,其他刊物发表较少｡当然,这可能与散杂居民族研究的专业强､研究面窄等特点密切相关｡但笔者以为,不管是何种特殊原因,鉴于散杂居民族分布“广”“散”“杂”等特点,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也应是研究队伍分布广､研究人员较多､成果发表阵地较宽的基本状况｡

　　第四,研究内容｡从宏观角度来说,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散杂居民族理论和散杂居民族问题与实践两个方面｡民族问题除探讨民族自身发展外,主要是讨论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散杂居民族研究不仅要研究散杂居民族理论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散杂居民族与国家､散杂居民族与阶级､散杂居民族与聚居民族及散杂居民族之间,更要研究散杂居民族与聚居主体民族､散杂居民族与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散杂居民族研究的领域还较窄,研究深度也还有待深化｡

　　总体而言,已有的散杂居民族研究凸显了我国民族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当下发展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在散杂居民族研究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在进一步强化散杂居民族理论建构的同时,需要扩大散杂居民族研究新领域,踏踏实实搞调查,老老实实做田野,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借助新方法和新手段,推动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纵深发展,为推动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散杂居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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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岳雪莲.共生互补视角下中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特点[J].广西民族研究,2010(2).

　　[8]张丽剑.新时期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4).

　　[9]李吉和,等.我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特点刍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4).

　　[10]马余文.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对散杂居民族的政策[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3).

　　[11]沈林,等.散杂居民族工作政策法规选编[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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