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发地，更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要求、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抑或是信息技术、科技创新使公共空间发生的“质变”“裂变”，都将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推动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获得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发展将呈现如下趋势：一、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回归;二、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到“社会主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三、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的发展;四、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新时代;趋势

　　什么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乡土中国”社会里，乡村是最重要的细胞，也是最基本的公共文化空间单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1]这是一个既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又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在内的整体性概念。[2]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意义阐释和价值生产功能，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但是日常文化生活的“场域”，更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及精神价值的体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对象，也是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民族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所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是乡愁的来处。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这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判断，具有特有的鲜明特征和中国标志。[3]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最鲜明、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由“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美好生活需要”，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4]针对农村发展，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①。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国家力量、乡村发展战略引导，或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民间文化需求激发内生动力等影响因素，都将成为重要的驱动力，推动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获得新的发展。当前，研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对促进乡村振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回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那么，为什么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农村”与“乡村”究竟有什么差别?从概念及使用看，在我国日常表达和学术研究中，对“农村”和“乡村”的使用并无严格限定，在辞海中“农村”与“乡村”也是通用的。但从历史看，我国先有“乡村”后有“农村”，“乡村”比“农村”历史更为悠久。近代之前，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乡村”，没有“农村”，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一直沿用下来的称谓。近代以来，受西方“三次产业”分类影响，开始把专事农业生产的经济单元称为“农村”，“农村”逐渐替代了“乡村”。从我国社会发展来看，实际上“农村”与“乡村”交替使用，既有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也有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十九大新提出的“乡村振兴”。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农村社会的系列变革，“农村”概念其实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其地域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社区特征的不明显性等使这一概念的外延突破了其内涵，建议用“乡村”来代替“农村”概念。[5]“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6]乡村承载着中华民族浓郁的乡土情怀，也是乡土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党中央从“农村”转向“乡村”的表达，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及意义却有很大不同。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内涵更丰富、外延也更广的“乡村”替代“农村”，打破了一直以来我国沿用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分类、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经济体的“农村”概念，这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复古，而是用更为全面、系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社会，要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这是一种认识论的提升，也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乡村振兴的新定位和新要求。

　　新时代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回归，一方面，是指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要回归乡村的本源，寻找文化根底、文化的根本属性。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根脉所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文明复兴的关键。因此，要大力挖掘优秀农耕文明，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价值理念，弘扬正能量，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中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培育乡村社会的公共精神、塑造乡风文明。另一方面，要从广义范围理解、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对“公共文化”的狭义理解，是指政府为全体民众提供的文化服务，属于国家“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这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部分，核心模式为政府主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但由于受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广大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大量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8]这类是广义范围内的“公共文化”。因此，我国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事实上存在着政府与社会的“双元主体”。[9]与之相应，现实中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存在两个大类：一类是狭义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即政府主导，为保障公民文化权益所提供的系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例如“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以及“送戏下乡”等相关公共文化活动;另一类是广义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还包括由民间主导，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如庙会、节庆、街市、集市等，在现实中，这类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民众参与度更高，也更受村民喜爱。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回归，也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从狭义公共文化空间扩展到广义公共文化空间，既要重视政府主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也要重视民间主导、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和建设，要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作用，促进两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同发展及融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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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新时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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