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摘　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嵌入农村社会的政党末梢，是联结国家与农村的重要纽带。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是扶贫开发背景下国家扶贫资源与农村脱贫需求相结合的必要载体，其为内生力和造血功能缺乏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之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29日)中指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抓好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提高贫困村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乡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相结合，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　农村基层党建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长期扎根于农村，与广大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对农村的村情、民情、社情了如指掌，是联结国家与农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习近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时曾提出：“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2]。而要实现国家扶贫资源与农村贫困地区实际需求的精准衔接，真正做到“把穷脉”、“治穷病”、“拔穷根”，这就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中转站”。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脱贫攻坚”以来，广昌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紧紧围绕着“2017年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行列”的目标，紧扣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和要求，持续深入扶贫“十大工程”，贫困群众收入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4年初的7332户24014人下降至2017年底的549户1561人，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初的12.3%下降至2017年底的0.8%。广昌县经国家委托第三方评估已于2018年七月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然而经笔者为期几天的蹲点调研，发现基层党建工作中仍存在许多深痼顽疾，对扶贫开发工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系统紊乱

　　(一)农村党员覆盖面不广

　　当前，随着我国的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的资金、技术和知识等资源也向外转移，农村日益陷入“空心村”的危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由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受教育或培训的花费构成，最关键的要素就在于劳动者本身，“空心村”背景下的农村缺乏劳动者，就没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缺乏劳动力乡村振兴也只能是一纸空谈。江西省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村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全村上下总共764户2766人，其中建档立卡户共121户368人，全村党员仅有51名[3]，具体党员年龄构成如以下图1：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黄坊村党员党员年龄结构也较为不合理，其中30岁以下党员仅有5人，其中2名位大学生党员，中生代党员所占全部党员比例不足一半，50岁以上党员却占了一半还多，且60岁以上老党员占了三分之一，这些退休老党员大多疏远生产第一线，客观上受到年龄、身体、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参政议政能力较弱，无法有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带头创业、为民服务等方面有心无力。而且在极少数老党员中，可能存在迷信宗教情况，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衰退。全村全年在外务工人口约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二，当地青壮年多在沪广闽等地务工，剩下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用当地驻村第一书记较为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996138”部队，虽是一句戏谑，却也足以体现基层党员干部对于基层扶贫工作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难的无可奈何。

　　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村村支书李某是一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一九九九年任黄坊村村支书至今，坚守基层二十年，如何在“空心村”发展党员是一个压在他头上的难题，经他的口述可见一斑，“基层党建青黄不接，年老的已垂垂老矣，有一些建国初期就入党的老党员政治姿态依旧很高，主动让出政府提供的低保给真正需要的贫困户;年轻有为的后生仔又不甘心来到乡下，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前途，村里的后生仔又纷纷往大城市或者县城跑，红事都在城里办，白事却跑到乡里办，仅仅农忙的时候回趟家，甚至于过年村里也不见人影”[4]。村里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党小组，但是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发展党员的作用，参与合作社的养殖大户和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农民，已不符合吸收为党员的条件。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的触角延伸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模糊

　　“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在一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5]。由于建国初期的高速工业化战略和改革开放的“三步走”战略的实行，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贫富差距逐日拉大，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为确保全国同步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6]，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战斗堡垒，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对于农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作为农村权力核心的村党组织的功能发挥有一定的边界，并不能直接过多干预农村的公共事务。而在实际基层工作中，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却定位模糊，甚至出现了“大包大揽”直接干预扶贫专业合作社的情况。

　　云南省文山壮苗自治州马关县金厂镇罗家坪村位于罗家坪大山脚下，与越南接壤，四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载入史册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罗家坪村属于典型的山区村寨，环境闭塞，发展严重受到制约，为兴边富民，村党支部于2016年引领创办了一个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且有镇政府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作为合作社的 25%的股權，在当地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目前，该村已种植茶叶521亩，带动周边发展种植1100余亩，每亩利润5000元左右，基本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收入来源问题[7]。但合作社成立的党支部没有制定相关的工作章程，组织结构紊乱，合作社成员大都是村两委干部，相当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无疑会导致工作的交叉影响工作的效率，甚至引起农民群众的猜忌，恶化干群关系。同时该合作社也没有规定与理事会、监事会的职能界限，成立以来至今没有召开对合作社发展进行引领的合作社党支部大会。甚至有些农村由于村委会不作为亦或是村支部过度作为，对村里管理事务大包大揽，出现“一套班子，三块牌子”的不良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功能定位上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或是迫于乡间干群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纯服务型党组织亦或是与群众关系割裂的“单向”政治功能型党组织，无法在村里号召群众、凝聚人心。对自身的功能定位在认知上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付诸实际时又“拍脑袋”决定，这似乎成了现当今众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通病”。如何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找准村级党支部自身的定位，权衡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平衡，把控基层党建工作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作社自身经济发展行为的合力点所在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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