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抉择：代际群体感知影响内群体痛苦耐受性

　　摘 要 为探讨国家认同、群体利益优先性在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在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采用代际群体感知量表、内群体痛苦耐受性量表、国家认同量表和群体利益优先性量表对53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代际群体感知、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国家认同与群体利益优先性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2)国家认同是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之间的中介变量;(3)群体利益优先性是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之间的中介变量;(4)国家认同、群体利益优先性在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代际群体感知对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作用机制，为时间维度上的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牺牲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关键词 代际群体感知;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国家认同;群体利益优先性;社会认同

　　《心理与行为研究》(双月刊)创刊于2003年，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础天津师大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主管主办。

　　1 问题提出

　　1.1代际群体感知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上，习近平主席谈论到全球环保问题时，尤其强调在考虑“我们”当代人的利益时，不能摈弃“祖先的遗产”和忽视子孙后代的发展(习近平， 2017)。显然，这里的“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当代的人类，以及包括当代人类的“祖宗”和“子孙”的更广泛的人类。可见，在不同的情境中，特别是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个体对于同一个内群体的感知存在差异。当前，在时间维度上对内群体感知的研究存在三种视角：过去感知视角发现群体历史的社会表征会影响当前群体行为(Kus， Ward， & Liu， 2014; Liu & Hilton， 2005);未来感知视角发现对群体未来的感知影响了当前的群体行为，如国家群体对未来的威胁的感知会引发群体焦虑(Wohl， Squires， & Caouette， 2012);整合感知视角强调群体的历史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会影响群体行为，如英国人对其群体连续性的感知增强了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并缓解了对群体威胁的感知(Jetten & Wohl， 2012)。

　　在此基础上，Kahn， Klar和Roccas(2017)认为应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角，并提出代际群体感知(Intergenerational Group Perception)的概念：当个体认为内群体成员就是当代内群体成员时，个体将内群体视为代内(Intra-Generational)群体;当个体将自己的内群体成员扩展至过去和未来所有的内群体成员时，个体将内群体视为代际(Trans-Generational)群体。比如，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个人都对家庭有归属感，但他们对家庭成员的范围界定不同：一个认为家庭成员只包括当前的(“活着的”)成员(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祖母、 表亲等)，即代内群体;另一个认为家庭成员还应该包括过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代，即代际群体。

　　1.2 内群体痛苦耐受性

　　在群体感知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群体知觉对群体内或群际行为的影响。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都指出，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会增加其对群体的奉献和牺牲行为(石晶， 郝振， 崔丽娟， 2012; Swann， Gómez， Seyle， Morales， & Huici， 2009; Tajfel & Turner， 1986; Van Vugt & Hart， 2004; Zdaniuk & Levine， 2001)。Van Vugt等人(2004)指出，当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较高时，会表现出群体忠诚的行为，如在离开群体可以获得个体更大收益的情况下选择留在群体。Swan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极端地认同自己的内群体时，会发生认同融合的心理现象，促进极端的亲群体行为。这种行为的主体是单独的个体，获益的对象是当代的“活着的”群体成员。

　　而实际上，为了保护环境、进行可持续发展等符合群体长远利益的目标，往往需要群体的当代成员为群体的未来发展忍受当前的痛苦。研究者将这种当代群体成员为内群体未来发展(包括维持群体生存，保护有形的资产，延续无形的文化等)忍受痛苦的意愿称为内群体痛苦耐受性(Endurance of Ingroup Suffering)(Kahn et al.， 2017)。这种态度的目标是为了代际群体的整体利益，它衡量了群体中“活着的”当代人做出利益让步的程度。

　　针对不同国家(巴勒斯坦、美国、瑞典、以色列)被试群体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代际群体感知会促进内群体痛苦耐受性(Kahn et al.， 2017)。但现有的研究仅仅检验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二者的关系，缺乏跨文化一致性的证据。而东方文化价值观上的长期导向和集体主义，自我概念上的依存型自我建构，都会促进代际群体感知及其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关系。研究者(Bearden， 2006; Hofstede， G.， Hofstede， G.J. & Minkov， 1991)基于对儒家价值观提升华人工作动力的研究，提出长期导向维度：它是一种重视过去和未来，不计眼前得失，强调使用长远眼光看待事物发展的价值观，这种同时兼顾“历史意识”和未来发展的时间观念促使个体能够为未来的利益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Bearden， 2006)。

　　可见，东方文化情境中的个体倾向于在历史和未来的时间轴上理解国民身份，并且国家群体也更有可能为了群体的长远利益而选择忍受当前的痛苦。同时，Hofstede等人(1991)認为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倾向，这种价值观强调维护群体的利益，使用群体的意识来界定自我的意识，且十分重视个体对群体的忠诚和依赖。因而，相对于个体主义文化，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利益的抉择中会优先考虑整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东方人依存型自我的特点也决定了自我价值的评价和实现方式：个体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承担和实现个体的社会责任来评价自我价值(刘艳， 2011)。这也促进了个体通过考虑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获得自我的价值和认同。总之，儒家思想中蕴含的长期导向的文化传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东方人依存型自我建构的特点，都会强化代际群体感知及其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假设：在中国文化情境下，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呈正相关。

　　1.3 国家认同与群体利益优先性的单独中介作用

　　尽管代际群体感知概念的提出是以国家群体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然而它所指向的却是在时间维度上内群体感知的一般现象，这就包括了诸多社会属性较强的群体分类，如人类群体、民族群体、宗教群体、地域文化群体等。同时，群体认同也是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研究也发现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认同呈顯著的正相关，但是实验中不同代际群体感知条件下的内群体认同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 (Kahn et al.， 2017)。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研究者并没有针对性地测量所要研究的群体(比如是国家群体还是宗教群体)，未使用有效的测量工具，降低了测量和研究的效度;其二是忽视了社会认同理论提出的核心观点：群体认同对于群体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群体忠诚(Van Vugt & Hart， 2004; Zdaniuk & Levine， 2001) 以及极端亲群体行为(石晶， 郝振， 崔丽娟， 2012)的研究都发现，群体认同是个体层面的自我牺牲的重要前因变量。因此，本研究将群体具体化，将国家认同视为群体认同的一种具体类型，并假设：国家认同在代际群体感知影响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群体利益优先性(Group Interest Priority)(Kahn et al.， 2017)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它是指相对于当代群体成员的利益，个体优先考虑整个群体(也包括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群体成员)利益的程度。相关研究都发现了群体利益优先性在代际群体感知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Kahn et al.， 2017)。而从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的差异上看，基于长期导向、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Hofstede et al.， 1991)，以及依存型的自我建构(刘艳， 2011)，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利益抉择中，优先考虑代际群体的利益。因此，本研究假设：群体利益优先性在代际群体感知影响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1.4 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国家认同与群体利益优先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86) 是群体和群际心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通过对特定群体的认同而获得的群体身份，是解释所有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基础。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获得了群体身份，这个群体身份融入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并对个体具有情感和价值层面的意义(闫丁， 2016)。个体基于提高自尊、降低不确定性、满足归属感和个性需求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等多种动机，形成了对某个或多个群体的认同(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2006)。对某群体的认同带来了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心理效应(张莹瑞， 佐斌， 2006)，也让个体将自己视为群体内可以与其他成员进行“互换的”彼此相同的一员。

　　从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86)来看，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强调的是“活着的”群体成员的牺牲行为，因此只有回到“群体身份”才能理解“活着的群体成员”为群体的牺牲行为。根据社会认同整合模型(van Veelen， Otten， Cadinu， & Hansen， 2016)，较高的代际群体感知扩大了国家成员的范围，凸显了国民刻板原型，加强了自我刻板，因此会促进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增强，促进了个体将自己视为代际群体的一员。而在面临个体与内群体的社会困境时，内群体认同会促使个体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刘长江， 郝芳， 2014)。当所有的“活着的”群体成员都完成了个体与内群体的利益选择时，当代群体成员就把内群体利益的焦点由当代群体转移至代际群体，因而国家认同会增强群体利益优先性，从而提高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水平。因此，在代际群体感知对其他变量(群体利益优先性、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影响中，国家认同应处于基础性的位置，应该首先检验代际群体感知对认同的影响，其次考察认同对群体利益优先性的影响，这样才能够说明内群体痛苦耐受性刻画的是国家成员的群体行为。因此本研究假设：国家认同和群体利益优先性在代际群体感知影响内群体痛苦耐受性的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从湖北省某高校选取620名全日制在校一年级大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35份，有效率91.45%。被试年龄为17～23岁，其中，男生228人(42.62%)，女生307人(57.38%)。样本的平均年龄为19.03 ± 1.03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代际群体感知量表

　　采用Kahn等(2017)编制的代际群体感知量表，测量个体将国家群体感知为代际群体的程度。该量表共有5个项目(如：“我认为国家群体包括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代群体成员们，也包括将来会出现的所有代群体成员们”)，采用七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分数为各题评分总和除以题项数。对翻译后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较好(χ2/df=4.54，RMSEA=0.07，NFI=0.92，GFI=0.95，CFI=0.94);在本研究中，代际群体感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0。

　　2.2.2 国家认同量表

　　采用于海涛等(2016)编制的中国国家认同量表，该量表共16个项目，包括两个维度：文化认同(例如：“中国的历史对我来说很重要”)和公民认同(例如：“我信赖中国的保障制度”);采用五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分数为各题评分总和除以题项数。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良好，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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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一代人的抉择：代际群体感知影响内群体痛苦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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