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与摩尔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论战

　　摘 要：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依据马克思的文本，指出资本主义的无限增殖逻辑必然会触碰到自然极限，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发生断裂，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诠释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但以摩尔为代表的反对派则坚称新陈代谢断裂不具备普适性，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阶段性地局部发生新陈代谢断裂，这种断裂以危机的形式刺激着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性的资源掠夺，从而最终使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新陈代谢断裂。实质上，福斯特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的破坏，而摩尔关注的是自然新陈代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的反馈作用，显然因二者各执一端而引发论战。福斯特与摩尔的这次论战反映了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未能把握住马克思的有机论思想，将社会新陈代谢和自然新陈代谢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进行了僵化的理解，这就启示国内学界应重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态辩证法的研究。

　　关键词：J. B. 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J. W. 摩尔;马克思;生态辩证法

　　《史学理论研究》(季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学学术性刊物。

　　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以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以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为代表的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引起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建构的经典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阐明造成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的根源。但摩尔针对性地指出，福斯特所建构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并不普适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历史阶段，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活动掠夺他国的自然资源，弥补了资本积累中所遇到的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缺口，使新陈代谢并未发生断裂。为此，福斯特与摩尔展开了论战。鉴于这场论战不仅涉及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更涉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此，需要对二者的论战进行认真研究与反思。

　　一、论战的焦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城乡分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在研究级差地租理论时发现，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大卫·李嘉图，不加分析地认为土地肥力递减是不容质疑的自然规律。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土壤肥力递减是自然规律，并从农业化学家李比希那里寻找到批判的科学依据，因而马克思评价“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1]234。李比希认为土壤肥力取决于化学元素的配比，由于农作物吸收这些化学元素，并随粮食收成而带离土地，所以土壤养分流失从而导致土壤肥力的下降。

　　李比希进一步指出，人畜粪便的返田能够有效补偿土壤因粮食收获而损耗的养分，从而维持了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但是，问题就出在以粮食商品化为标志的“现代的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2]13，一方面利润驱使农场主提高土地的产量而加速土壤肥力的流失，另一方面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无法实现排泄物的返田，土壤肥力的损耗也无法及时得到补给。这样，土壤肥力只出不进就无法为继，势必造成土地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据此指出，城乡分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造成“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大量的人类排泄物，限于城乡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无法以厩肥的形式返还农田，“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可见，马克思从李比希的理论中得出，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是资本主义城乡分化和粮食商品化的结果，而不是李嘉图所说的固定不变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福斯特认为，既然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威胁人类的生存，那么就可以将新陈代谢断裂理解为自然异化，从而得出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具有普适性的结论。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表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类对构成其存在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4]180。而这种异化则对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自然异化。

　　马克思强調，主体性是人的类本质属性，表现为劳动者在劳动中享有主动性。在这种主动性的劳动中，自然作为劳动对象，使劳动者“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54，从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5]52。但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劳动成为被迫的活动。此时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无法再确证劳动者的主体性，而只能是“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54，沦为一种被异化了的自然。福斯特正是从这种异化自然体现出人的主体性丧失出发，认为新陈代谢断裂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威胁着人类生存，从而做出自然异化等同于新陈代谢断裂的判断。由于自然异化是说明人的类存在状况，所以新陈代谢断裂就随之拥有了普遍意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

　　但是，就福斯特所得出的新陈代谢断裂具有普适性这点，摩尔却极力反对。摩尔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新陈代谢断裂，因而新陈代谢断裂并不具有普适性，从而拉开了二者论战的序幕。

　　摩尔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生态掠夺模式变化，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构成其批判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史料基础：一是14世纪50年代到16世纪80年代，以封建势力的领土扩张为背景，在农奴制条件下，应用三圃轮作制和散养家畜相结合的方式，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二是16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以种植园体系为基础，利用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贩卖非洲黑奴和攫取美洲资源，迈开了资本积累的脚步;三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圈地运动的发展逐渐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在交通不断便利的情况下，农业资本主义通过商业贸易推广到全球;四是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发展，在获得民族独立的地区，追加农业投资来提高本地农业产量，并解放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五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依赖农业技术革新提供的高产种子，利用转基因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农业进入新阶段。[6]摩尔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新陈代谢断裂现象，但是，它后来通过不断的殖民侵略与全球扩张，解决了这一生态危机。

　　福斯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危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通过耗尽作为优质肥料的秘鲁海鸟粪资源，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农业得到了维持，但新陈代谢断裂并不是就消失了，而是将发生地点转移到了资源被掠夺地。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逻辑没有变化，新陈代谢断裂的表现形式也将出现更多的变化，马克思就指出了除农业外，“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272摩尔还认为福斯特所阐释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既没有看到生态因素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也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是全球生态塑形的主导因素，反而试图把被抽象掉具体历史内容的、概念化的自然范畴作为基础，从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与全球扩张，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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