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源、生命之花和生命之光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旺盛生命力。根植中国土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在探索和建立政党制度中独创新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源。确立70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优势作用、展示鲜明特色，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花。作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改造世界的政治智慧，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光。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治理

　　《新东方》(双月刊)创刊于1992年，是由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现已逐步成为我省党政干部学习交流的益友，专家学者思想交锋的平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时形成和确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没有像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党合作那样中途夭折，历曲折而愈奋、经风雨而弥坚，成为世界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最长存在;也没有如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那样因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而导致社会撕裂、行政效率低下，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有机结合，推动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共同事业而同心协力、团结奋斗。

　　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中一枝别具风采的花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源：根植中国土壤的伟大政治创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就在于它不是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继承下来的，不是从西方文明国家移植过来的，也不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在探索和建立政党制度中的独创新制。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源。

　　(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實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如何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并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统一战线和实行政党联合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压迫，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维护它。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其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同其他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维护它。

　　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决定了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发展和巩固。正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共基础上，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建立了稳固的沟通，逐步形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正是由于与中国共产党不是资产阶级全部，而是具有革命性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从而避免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最终破裂的结局。

　　(二)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总结升华

　　中国对政党制度的探索，是从辛亥革命后仿效西方搞议会制、多党制开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中华民国政体为内阁责任制，实行多党竞争。

　　但随着1913年5月宋教仁被刺杀，1914年1月袁世凯强制解散国会，中国从此陷入政治严重动荡局面。最初力倡多党政治的孙中山开始改弦易辙，以俄为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7年后，蒋介石歪曲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和新三民主义理论，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疯狂迫害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及其他党派。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虽然承认中国共产党等政党的合法地位，设立国民参政会，但仍在暗中“限共、溶共、防共、反共”，没有实质改变国民党的独裁集权体制。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独裁反共内战的方针，悍然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颁布确立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的宪法，终于把国民党带上了绝路，落了一个被赶出大陆的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在否定“已经臭了”的议会多党制和“天怒人怨”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另辟多党新路和新制，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合作型政党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创造

　　新型政党制度不是“飞来峰”，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为建立新中国而团结奋斗中，不断架梁立柱、增砖加瓦，终于在新中国诞生时建起的巍峨大厦。第一，共同奠定多党政治基础。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和政治品德、高风亮节，越来越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认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他们相继奔赴解放区，明确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使多党合作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基础之上。

　　第二，共同创设多党机构和方式。国共两党曾两次合作，第一次采取党内合作方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实行党外合作方式，但两次都是随机性的，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内容、方式和机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协商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多党重要机构，政治协商成为多党基本方式，人民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第三，共同建立各党派参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开了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委充分吸收党外人士参加人民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代表成为人大代表的重要构成。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并不断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多党合作重要内容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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